田文写于2000年底,发表于2001年初。2000年田29岁,已经有相当功力写出这样抽丝剥茧的文章。李零写了回应,但没有发表。他今年新出了本随笔集,《何枝可依》,收入了他的回复(十年后)。
李零我的评价很高,你信里都有读到我的话。两人交了这一次手,也并非同行,观点相异,但文章在那里,都是高手,我不会偏心说谁胜一筹,即便李的文字老辣。
顺便,你要指望李的《丧家狗》那书不之乎者也是不可能了。要轻松点的话可以看他的那些随笔集。
- posted on 11/29/2010
学术“三岔口”:身份、立场和巴比伦塔的惩罚
2001年第2期
田晓菲(哈佛大学)
http://www.cp.com.cn/emd/17/newsdetail.cfm?iCntno=973
京剧《三岔口》是一出武戏。里面二人摸黑对打,常常出拳打在虚空之中。踢腿虽猛,但是没有踢到对手,反而踢到了桌子板凳。台下的观众虽然心知肚明,但没有法子提醒台上人——因为艺术与生活隔着一道鸿沟;而且,也不想提醒,因为会破坏看戏的乐趣。
阅读《中国学术》第二辑刊登的一组围绕着巫鸿教授《中国早期艺术和建筑中的纪念性》一书的书评展开的文章,就象李零教授的评论里面描述东西学者交流意见时所使用的比喻一样,不知为什么很有看《三岔口》的感觉。之所以觉得这组文章像《三岔口》,是因为每个人对另外的人都在进行不同层次、不同程度上的“误读”,观众看在眼里,未免很想指手画脚一番。好在这里不用真的像看戏那样顾忌艺术与生活的界线,所以,就算破坏了喜欢看戏者的幻觉,却也说不得了。
我觉得,《中国学术》通过发表这一系列文章,在读者面前摆出了一系列有趣而尖锐的问题 :一,是文章内部所探讨和争论的艺术史、考古学问题,二,是这些文章的不同写作视角所反映出来的问题。在我看来后者更重要,因为它们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单纯的艺术史与考古学研究。对于我这个“隔岸观火”的人来说,几篇文章里最醒目的问题焦点,就在于“文化当 局者和局外人”的情结,而第一层的误读毫无疑问地首自普林斯顿大学贝格利教授的书评。
巫教授在他的原书里,据我的记忆并没有使用过“文化当局者和局外人”的划分,而是曾经使用过“内部分类”与“外部分类”这两个概念,用这两个概念来说明社会现象被分门别类予以归纳的两种不同方式。所谓内部分类,是指同一社会内部的同期人士对社会现象进行的划分;而所谓外部分类,则是由“外人”进行的,这个外人包括来自另一文化的人和后来人(《纪念性》第18页)。换句话说,只有(举例来说)生产青铜器的同时地人才是“内人” ,而后人——无论是唐、宋、元朝或是现代的中国人(如生活在二十/二十一世纪的巫先生自 己)也好,还是来自其它文化的人(比如象贝格利这样的美国白人)也好,都是“外人”。在这里,巫教授虽然用了内、外的说法,但是强调的是知识的分类归纳(classification) ,不是归纳人的身份。但是,“内外”的说法大概触动了身为“外国学者”的贝格利的神经,在他的文章里,他以他充满本人偏见的误读,提出了“文化当局者”和“局外人”的说法,并且十分明显也十分富于煽动性地暗示:所谓局外人就是“非中国本土学者”,而只有本土学者才是自信有权对中国情况发言的“当局者”。但是,这种荒谬的“本土主义”理论立场,是开明的巫鸿教授在这本著作里或据我所知的任何其它场合都根本不曾采取过的,完全是贝格利本人的误读,也是他对读者的极大误导。
巫教授在回答中正确地指出了贝氏的这一误读(他强调:是贝氏把学者分成了“当局者”和“局外人”),但是,他却不自觉地把贝氏的错误逻辑(局外人=西方的中国考古学学者,当局者=本土的中国考古学学者)推进了一步,把贝的指责视为“西方考古学家”向“中国考古学家”的挑战(虽然巫教授同时强调这两个群体都是“虚构”的)。我想,这种推论未免使得巫教授落入了贝氏的逻辑陷阱,而构成另一个不同层次的“误读”。
作为评论者的李零教授也跟着跳进了这一逻辑圈套,因为巫教授的“误读”,正好是令身为本土学者的李零教授最痛心疾首的地方。于是,在他的评论里,他把一个或几个学者对巫鸿的批评,从西方考古学家/艺术史家对中国考古学家/艺术史家的批评,进一步演绎为“西方学者”对整个“中国学术”的批评。因为,在李教授的评论中,至少是在字面上,我们看到的是“中国的学术界”和“西方学者”的对立。上述的这两种误读,很容易使得读者忘记﹕我们看到的战火,只是一个美国的中国艺术史学者(不代表全部美国的中国艺术史学者,更无论全体西方学者),针对具体的问题(一部中国艺术史著作),在具体的语境里,对一个研究中国艺术史的华裔美国学者展开的批评。
也许是杞人忧天,但我还是不由感到忧虑。简言之就是:一,如果《纪念性》的作者和贝氏一样是一个白人,或者如果贝氏是一个中国本土学者,那么,书评、回答和李零教授的评论是否就都会“面目全非”——甚至根本不会引起这样的一场争执?换句话说,这场学术争论在多大程度上不是以学术本身(即巫鸿著作本身)而是以双方的文化身份为基础的?什么时候学术上的价值判断才能和文化身份与政治立场拉开距离?二,当我们把一个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贝格利当成西方所有汉学家代表的时候,这种笼统的概括本身到底说明了什么?如果我们 要反对西方文化霸权产物的“中西二元对立模式”,只靠注意非西方国家和地区的理论活动是远远不够的,关键是应该破解这个所谓的“西方”本身,看到它内部的多元性、复杂性;同时,也意识到中国的知识分子的个体主体性。换句话说,就是应该使得每个知识分子——无论中国还是西方——还原其身份的独立性。如此,则中西二元对立模式——尤其是人们赋予这个模式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则不攻自破。否则,只靠注意非西方或者加强自己以对抗西方,虽然表面上是把二元变成了三元或把西方当成批判对象,但是其结果还是陷于一种中西对立的基本思维框架而无法自拔。
我想,贝格利的书评毫无疑问并不公平(顺便提一句:美国学术刊物里刊登书评的规矩是由编辑约稿,而约稿之后,无论写成什么样子都必须予以发表,而且不得出于自己的好恶而删改,所以发表的书评并不代表这个刊物的观点,因此往往编辑会约来使自己想踢自己的书评但也必须原样刊登)。但是,我正是因为读了他的书评,才专门去从头到尾地通读了和我的专业领域不甚相干的《纪念性》。我个人的读后印象非常好,觉得巫教授的很多论点都极为出色,而他对西方当代艺术理论的使用、对古今中外例子的广泛征引都令人耳目一新。最强烈的感觉,是这本艺术史著作在博学与细密之下,洋溢着一种极为浪漫的气质,好象它本身就是一个精心构造出来的艺术品。读了原书再读书评,会觉得:第一,书评太过偏激,令人不适;第二,误读与歪曲太多;第三,在不适之余,未免深感遗憾,因为贝氏的某些意见有其道理,但是或者说得充满恶意,缺乏以学术至上、不受到文化身份的偏见所影响的公正无私态度,从而缺乏建设性;或者说得不是地方,从而糟蹋了他的道理。
比如说,贝氏在他的书评里一再指出“中国文化多样性”问题。这个说法本身原是十分积极而且得到大众承认的常识:中国文化的确十分复杂,而中国文化正是因为它的多元、它的善于吸收各种外来文化的影响才得以如此丰富、广大、绵延不绝;文化不是狗与马,不是越纯种越好,纯种的文化根本不可能绵延几千年。但是,贝格利用这一观点指斥巫鸿,未免好像《三岔口》中的打拳——一拳打了个空。因为巫鸿根本就没有在书中强调一个“一脉相传、一成不变”的中国文化传统,还屡次强调要破除所谓“一个单一的中国的纪念性概念”(如第14页)。作为原书读者的我,除了用贝氏过于敏感和神经质这样的话来解释之外,实在觉得贝氏的指责莫名其妙。于是,一个好的观点(即“中国文化具有多元性”)被一个对自己和他人的文化身份神经过敏的学者糟蹋掉了,而正因此,这一本身无辜的论点被另一位对自己的文化身份十分敏感的学者当成了“西方学者”对中国进行“瓜剖豆分”的表征。贝氏固然咎由自取,但是被他错用的观点,未免牺牲得过于冤枉!
富有反讽意味的是,当李零教授在评论里谈起“西方学者对中国学术的不满”,他认为第一条值得商榷的“西方学术范式”,即“时间上要讲'同期史料'”,其实正是巫教授所提倡的“同期”视角——也就是“内部分类”。至此,“三岔口”可谓越打越乱﹕巫教授提倡同期史料的原则并努力举同期史料为例证,但是贝格利教授却又认为巫教授的史料不够“同期”(太晚了),到了李零教授笔下,同期史料却又成了“西方学术范式”,而巫鸿倒是为了他的“中国式的毛病”才受到攻击的!——这真是有点打糊涂了,再了得的看官也难免头昏。至于所谓的“西方学术范式”第三条,“中国的传说时代都是汉代伪造,‘三代’也是后人虚构( 夏不存在,商是小国,周也没有多大)”,我虽然是外行,但我觉得这好象不是西方独有的范式,因为顾颉刚先生早在1920年代就提出过。而且,我个人的印象是,好象没有人说“夏不存在”,人们在提到夏时,总是谨慎地加上一句:“迄今为止,考古发现还没有能够确定夏作为一个大一统王朝的存在,”因为在没有足够证据的时候,一笔抹煞或一口承认夏作为大一统王朝的存在,确实都像李教授说的那样,“算不上科学态度”。
这里顺便提一句:在李零教授的文章中,口气颇为不解地提到﹕“在感情上,在心理上,我们的西方同行……最能认同的就是顾颉刚先生。”李教授没有进一步追寻这个思维线索,但我觉得上面引用的这句话很有意思。第一,如果这话当真,那么值得分析一下:为什么按说如此轻视中国传统学术、“没把咱们当回事儿”的“西方学者”最认同顾颉刚——一位出身于最传统的中国士人家庭、从小饱受正统的传统教育、而且上承乾嘉考证派的中国旧知识分子?有意思的是:李教授在强调“感情和心理”的时候,没有提到最重要的一点:头脑和理论。“人家”和顾颉刚非亲非故,顾先生大概终身都未曾去过美国,除了以他知性、智识上的伟力征服人心,何以能造成这种“感情与心理上”的好感?(我个人觉得,顾先生的贡献在于他极为聪明锐利的思想方式。换句话说,他的许多结论可能会由于更多的考古发现而被推翻,他的很多假设可能并不成立——他自己在世时,本人就曾自己否决过自己的假设和结论——但是,他的思维方式却具有永久的有效性。)第三,二十世纪初叶,正是中国最危险、最风雨飘摇的时候,为什么在那样的关头,顾颉刚苦口婆心地展示中国文化的变化性、多元性、早期的非大一统(李零制定的第二条“西方学术规则”),甚至以讽刺的口气提到当时“五族共和”的政治口号,但是,既没有人指责他用心险恶,中国也没有因他而分裂或灭亡,而中国历史学界还极大地受益于他的学问与治学方式。这一切,不能不让人深思。
在美国的中国艺术史界,巫教授的学术地位是众望所归的,没有人因为贝教授的一篇如此偏激的书评而对于巫教授对中国艺术史研究做出的贡献感到怀疑。在《纪念性》一书的书后,有来自三个不同书评的引文,全都对该书赞美备至。这三篇书评分别发表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新亚太评论》和《选择》,其中《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在欧美知识界拥有极大的权威性,就在这篇书评里面,作者盛赞巫教授说:“巫鸿对(*书中涵括的历史时期的。——译者注 )历史文本的把握,从青铜器铭文到历史文献,都是任何西方学者所无法比拟的。”而且, 凡是对中国艺术史研究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巫教授在他的“回答”里面也写得很清楚:巫、贝二人在治学方法上持十分不同的见解。因此,“内行人”就更是会考虑到这一点而对贝氏的书评打一个折扣。以我这个纯粹外行的人来看,并用十分简单化的外行语言来说,前者代表了“语境派”,而后者则代表了“形式主义”派。具体而言,形式主义派认为:青铜器上的花纹“就是花纹而已”,没有什么意义,也不反映时代、社会等背景;而语境派则认为,(举例来说)这些花纹的产生是在一定的语境当中,所以反映了它的文化、历史、社会、政治之“上下文”。而在这两种基本治学方法里面,语境派蒸蒸日上,而形式主义派在美国艺术史界却越来越稀少、越来越失势了。从这种角度看来,保存一个不同的声音——尤其当它好象是一种濒临灭绝的动物那样,不管这动物是否漂亮可爱——对保持学术界众声喧哗的繁荣景象有其好处。此外,凡当贝氏提到“巫鸿的中国同行”,其实都是针对巫鸿书中具体内容有具体所指,并不能视为对整体中国考古学界的挑战;而贝氏当然也不能代表“西方考古学家”——更无论什么“先锋”。巫鸿教授的回答里,这个“(幻想中)的'西方 考古学家'”的说 法很重要(斜体系我所加),因为“西方考古学家”和所谓的“中国考古学家”一样,都是经不起推敲的“幻想”结构﹕每一位考古学家,尤其是那些有自己的独立学术人格与独立思想的学者,都是充满个性的个体,不能笼统地归于“中国”、“西方”这样的大旗之下。“许多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间的合作计划,已经把国与国的界线弄得日益模糊”(巫“答”,第285页)。而李零教授笔下充满感情色彩的“人家”(“他们”)与“我们”的对立,虽然对于李教授本人来说也许是一种很真实的“对抗”,但是在事实上恐怕是难以成立的。至于说“西方汉学”到底是可以属于“我们”的还是完全属于“他们”的这个问题(李文,第214页,注2),也因为巫教授所说的事实——“中国学者”加入“西方学者”的队伍,又培养出大批人材在欧美院校里面任教(页数同上)——而需要重新界定“我们”和“他们”的这个已经十分模糊、而且会越来越难以分清的范围。不是说,中国和美国的学术界不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不同学术语言,而是说﹕操持两种不同学术语言者的身份十分混杂,不能用“中外学者”来概括之。换言之,巫鸿认为“以‘传统史学'和‘考古眼光'来划分中外学术”“非常荒唐”,是非常正确的看法,并不像李教授所言﹕是巫教授在面向英语读者时才有意强调的东西(李文,第213页)。因为,治学方式的不同虽然是客观存在,但是这不同是学者本人的取向决定的,不是学者的族裔与文化身份决定的。我们不能用“中外”的对立,来总结不同治学方式的对立。学者毕竟是学者,不是也不应该做一杆大旗下面的士兵。
如果层层“误读”,都源自对自己与他人的文化身份的过度敏感,那么最后一层误读,则源于那个古老的巴比伦塔带来的诅咒:语言的障碍。
通过仔细的比较阅读,我感觉贝氏书评译文似乎是渗透了翻译者个人见解的翻译。虽然李零先生提倡“得其神”的翻译,但是,个别译文是否真能够反映出原文的神理,似乎值得商榷。比如说贝在文章的第一节第二段开始,指责巫鸿“由于巫鸿大话连篇,却一个定义也不下 ”,核对原文,说的本来是:“Offered an assortment of challenging comments...”,这里challenging comments的直译是“富有挑战性的评论”,在英语中是十分肯定的说法,没有任何贬义,当然绝对不是“大话连篇”。自然了,贝全文之“神”的确是充满恶意的无情批判,不过,这种恶意如此明显,似乎根本就用不着翻译者再添油加醋了罢。作为翻译者,似乎也没有必要把其中少数肯定的评价用极难听的贬义词翻译出来,以加重或在本来乌有之处创造原文的敌对语气,从而“煽风点火”,加深贝氏的错误和本土学者对他的仇恨。还有一些诸如此类的扭曲,比如说原文的“没有给出资料来源”被译成充满蔑视的“毫无根据”(第九节批注之三),完全改变了问题的性质(“没有给出资料来源”是可以修正的小瑕疵,而“没有根据”则是在学术上根本站不住脚的大过失)。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有意思的是,刻意加重敌对语气的翻译者有时却又忽视了英语中含蓄或不那么含蓄的讽刺。比如说,第八节第六段第一句:“另外,他还引用过一位研究者,即五十年前写书的苏波的话。”原文是“But the one researcher he cites...”直译为﹕“但是他引用的唯一一位研究者”云云。这里的重点在于定冠词the的使用——暗自表示“只有一位”。换句话说,贝氏除了指责巫引用资料陈旧,还在讽刺巫教授引用的论据不够多。而在第九节最后一段,贝氏引用了一个巫鸿教授原书中的陈述:“战争常与某种占统治地位的权力和文化的兴衰相伴随,也许并不总是如此(第70-71页)”。随后加了一句评论:“Indeed!”中译文为:“ 但其实,经常发生的情况就是这样!”这里的误译源于翻译者不知道这个“Indeed!”乃是出自强烈的讽刺口气,类似“可不是!那还用得着说!”而巫原文“It's perhaps no coincidence that wars were often directly associated...”的意思其实应该是:“也许,战争常与某种占统治地位的权力和文化的兴衰相伴随,并不是偶然的巧合。”贝格利的一句“可不是!”旨在(断章取义地)嘲笑巫鸿说一些不言自明的事实,因为“战争常与某种占统治地位的权力和文化的兴衰相伴随”在贝氏看来当然不是“巧合”。
此外值得提出的是对一些简单陈述的误译,比如第二节第二段接近结尾的地方,贝氏说“石头不仅用于宫室,也用于陵墓和神道石刻”,其实原文不是“不仅”,而是“不”——“石头并不用于宫室,而用于陵墓和神道石刻”。也就是说,可能翻译者把“not...but...”的句子结构和“not only...but also...”混淆起来了,但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倒好象原作者连这样简单的艺术史事实都不知道。在两段之后,“the various concerns of the living”不是“生者对死者的各种关心”,而是“生者的各种关怀”(或“生者所关心的各种问题 ”)。第五节第三段“商代、西周或汉代的贵族,无论是他们的思想还是他们的行为,其实都很容易区分”,原文的句子结构是“neither...nor...”,也就是说,应该译为“都很不容易区分”。第十节“它……反映了对比较研究的全面渗透”,这里“全面渗透”的原文是“a systematic evasion”,即“有系统的回避”。
还有一些漏译之处,说明翻译者或是疏忽,或是没有意识到漏译的字词的重要性。如第一节第一段中,“他在导言中讨论了夏商周三代相传的九鼎”,这里翻译者在夏商周三字之前漏了“supposedly”(“猜想上,想象上,被推测的”)这个字。这个字很重要﹕它告诉我们作者并不真地相信九鼎是三代相传的东西。另外,第一段开始引用的古英语诗句:“当暴君 的头盔和荒冢历尽沧桑/你才会找到你的纪念。”“你才会”后面遗漏了“在此”(in this) 二字——而这二字正是诗句的诗眼,因为它意味着当黄铜做的头盔和坟墓都已被时间所消磨殆尽(spent),这两行诗句将成为你的纪念碑。这是诗人在强调文字和文学的不朽。正是因此,贝格利才说“纪念物……可以像诗句一样虚幻”。这些细节看似微小,但往往会妨害整个句子的文意,甚至扭曲说话人的论点。如果这样的谬误发生在关键的句子里,会完全掩盖说话人的真实立场。俗谚云:“细节里面有神明。”不管是在翻译的时候,还是在阅读或诠释本国文学作品的时候,我都希望我们能够细而又细,尽量不辜负作者的“文心”。
李零教授的文章里面,提到有些中国学者会嘲笑西方汉学家“话都说不利索、字都认不全”。其实,中国人自己也不一定全都能认识所有的中国字和说利索中国话——再说也要看是哪里的中国话:青海?湖北?广东?四川?(这是不是也是在语言上对中国进行“瓜剖豆分”? )《圣经》故事里面,人妄想通天,开始建造巴比伦塔,于是导致了上帝对人类野心的惩罚 :加给人类语言的分歧,使得大家彼此不能沟通,而造塔的计划也就此破产了。换句话说:沟通的困难是人类最大的障碍;而无碍的沟通,却是可以使人类通天的。
于是,翻译在跨文化交流里变得至关重要。语言毕竟是最基本的交流手段:如果想和“西方同行”做详细讨论,那么,似乎双方都应该首先把根本的交流工具掌握好才行。翻译不仅要求对语言的精通,也要求对另一个文化的精通,才能准确地传达出语言所蕴涵的内容,促成不受文字阻碍的文化交流。不过当然了,在文字障之外,有千万种方式可以产生误读,导致误解和仇恨,我想,巴比伦塔的故事里面反映出来的忧虑,毕竟还是太天真了。
正是因此,我觉得《中国学术》及时地发表这一组文章是一件好事,因为它精炼集中地反映出了一系列与每一个知识分子都息息相关的问题:文化身份,学者与学术的独立性,翻译,文化交流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作为读者,我想重要的是我们不应该只是象《三岔口》的看客那样,沉溺于武打的精彩,甚至自己也加入武打,而应该保持一种批评的审视目光,以冷静的头脑,探察一个现象的知性内涵。
2000年11月
- posted on 11/29/2010
作者:李零 转贴自:《何枝可依:待兔轩读书记》,三联书店,2009年
(本文是应《中国学术》编辑部之请,按例行规定写给田晓菲女士的读后回应。为了不干扰读者对田文的阅读。我一直没有发表此信,现在收入此集,作为历史记录。田晓菲投寄《中国学术》的文章,题目是《学术“三岔口”:身份、立场和巴比伦塔的惩罚》,最后发表于《中国学术》2001年2期,请参看。)
田晓菲女士:
尊作《学术“三岔口”》由刘东先生转来,我已仔细拜读。谢谢您对这场讨论的参与和关心,并就拙文的基本立场和英译质量提出批评。我听说,您已经把我组织的译介与刘东先生的文章一起列为您的课堂教材(可能是反面教材吧),而且罗泰教授的学生告诉我,他们也开设了类似的课程(我想一定也有很多尖锐批评)。这是令人欣慰的。因为在我看来,引起讨论本身就是我的目的,更何况,您还提供了另一种阅读立场。虽然我并不赞同您的很多看法,特别是您对整个争论的基本估计,但我认为您的立场确实有一定代表性。如果我没说错的话,您所采取的立场,其实就是留学生中十分常见,因为身处中西学术之间,所以自信超越对立,往往左右开弓,先批外后批内的那种立场。当然,这并不等于说,所有的留学生都和您是一个观点。我是把它归入两支“亚汉学”中更偏向西方学术的一支,您不爱听。它使我比较容易理解,您为什么更同情、理解和支持巫鸿先生,并倾注全力为他本人也为广义的西方学术辩护,比如美国是言人人殊呀,贝格利谁也不代表呀,巫鸿教授才是主流呀,英语不好的“本土学者”李零,他还妄谈什么西方学术呀,等等。
请让我用比较直白的话讲一下我的读后感,而且是废话少说,直奔主题。
首先,我有一个判断,不是价值判断,而是事实判断,即我们的西方同行,我是说直接的同行,他们的研究,即通常泛称为“汉学”的那种研究,和国内的研究,您叫“本土学者”的研究,在很多方面都大不一样。在这个问题上,我和刘东先生有相似的看法。我们且不管这种差异是由什么造成,比如中国学术的“先天痼疾”,或它的“歪嘴念经”,或它的学术水准“赶不上趟”,或它对西方挑战的“过于敏感”和“不良反应”,但有一点比较清楚,就是这种差异并不是用谁幻想的“国际学术”可以抹平,也不是凭您强调的“个体差异”可以化解,否则为什么还有这么大的争论呢。在我看来,差异的存在是不是因偏见而引起(我看是原因之一),这是一回事;而它本身有没有(我看是有),这是另一回事。如果您连这种差异都不承认(您说中西学术的不同都是虚构,只有还原到个人才有意义),我觉得这才是最大的“空拳”。
其次,您说一切“无谓之争”都是因为贝格利教授制造了一个“局内人”和“局外人”的划分,而我掉进了他所布设的陷阱(照您的说法,就连“开明的”巫鸿教授也被这个陷阱迷惑)。在这方面,我和您的看法也是大不一样。虽然,我不见得会同意贝格利教授对它们的使用,即把问题变为局外、局内孰优孰劣的高下之争,但在“内外有别”(对不起,我借用了一个糟糕的政治术语)这一点上,我倒比较赞同他的想法。因为他对学术分歧的存在至少比您更了解也更坦诚,还有我所接触过的很多美国朋友,他们也比较坦诚,不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因为在中国这座大山面前,身在此山和身在山外就是不一样,彼此都有看不清的地方。我看不出作为视角的不同,它们有什么讲不得。1980年代,美国著名考古学家宾佛(Lewis R.Binford)批贾兰坡,他也用过同样的词汇(贾兰坡《关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的若干问题——评宾福德等的新看法》,《考古》1988年1期,77—84转62页。案:贾文所说“宾福德”即宾佛,今多译为“宾佛”。该文引用宾佛1986年的文章《局外人对中国旧石器的观点》“the Chinese Paleolithic an Outsider's View”,与Nancy M. Stone合写,所谓“局外人”就是outsider)。您的“个体还原论”和“中西无别论”,让我觉得非常矫情(我是按北京土话理解这个词),说句不客气的话,也太公孙龙了。
还有,我想说明的是,拙文讲的话,无论介绍,还是议论,我的基本估计都是来源于同相关学者的接触,而不是光凭书本知识,也不是光凭印象和推论,而且您放心,我们是用中文交谈。我在写作前,同巫鸿教授本人,同他的批评者,还有他的同行,都交换过意见。虽然我也同意,在美国,研究中国早期艺术史的学者,或者狭义的汉学家,他们人数太少,圈子太小,但谁是巫鸿教授的真正同行,我还分得清。在我看来,您的很多估计都是放着眼前说天边,根本不顾事实,特别是争论本身。如果事情真是像您所说,所有问题的引起,只是因为巫鸿教授写了一本了不起的书,然后有一个心怀嫉妒的贝格利对他挟私报复(为此,您讲了一个学术以外的故怀嫉妒的贝格利对他挟私报复(为此,您讲了一个学术以外的故事),除了他,没人会怀疑巫鸿教授的“众望所归”(那他们还批什么劲呢),说实话,我或其他学者是不会热心这场争论的。
今天我之所以出来编这组译介,而且是费力不讨好地干这件事,这绝不是为了逞一时之快,跟什么人斗气(我很不愿意为此花费时间,也害怕我的朋友会因此受伤),而是因为我和我的西方同行,特别是《剑桥中国上古史》的作者群,在很多学术问题上一直就有严重分歧,而且这些分歧并不像您所说,其实都是由我制造或虚构,而是长期存在于我们的私下讨论中,比如“什么是中国人”的讨论,就不能不说是和贝格利教授有关,而且明显已被很多美国学者接受。我认为,围绕巫鸿新作的讨论并不是一个孤立现象。巫鸿教授也说,贝格利教授的批评目标“是众多的学者和广大的学术传统”。事情绝不会简单到贝格利是自人、巫鸿是亚裔。您干吗非得推论,如果他们把肤色换过来,我就会有另一种评价。我认为,在这一争论的背后,真正成为焦点的,还是西方学术对中国学术的看法,还是在两大学术传统背后,有很多由来已久的分歧。比如,从最近的断代工程发布会和《纽约时报》的报道看,我相信,真正的争论还在后面,而且恐怕并不是发生在汉学与亚汉学之间,而是发生在汉学与中国学术之间。
我担心,很多本来还能沟通的事,因为政治因素的介入,还会进一步恶化。关于断代工程和“走出疑古”,我在文中讲了几句话,目的是想请我们的西方同行多注意一下它的学术背景,而不要把眼睛光盯在政治背景上。
为了让您对我所组织的译介有更准确的了解,因而让您能打到我的要害之处(而不是“桌子板凳”),我想向您解释一下我所采用的写作思路。
(一)我想说明的一点是,我所组织的这组译介其实是想把争论双方的意见摆到桌面上来,让文章本身来说话,不但问题的提出是开放的,问题的结尾也是开放的。至于我个人的介绍,那只是一个引子。它并不是《纪念性》一书的书评,而是对“一场围绕巫鸿新作的讨论”的介绍。这也就是说,我更关心的不是巫鸿教授的书,而是由它引发的这场讨论。我的介绍,当然是面对中外两方面的读者,但我的目的并不是想去教训我的西方同行,而是让我的同胞多少能领略和见识一下什么是“国际学术”。当然您又会说了,这什么也不代表。作为这篇介绍的作者,我并不掩饰自己的身份: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学者,而不是什么具有国际水准或国际眼光的学者。我没有这个资格,也不领这个头衔。而且,我也绝不羞于与我的中国同行为伍,而是按我的真实存在,使用“你们”(或“人家”,或“他们”)和“我们”这样的字眼儿。这就像我反对男人的偏见,但我并不否认我是男人,而且免不了还有男人的偏见一样。此外,我也并不否认,在我的文章中,我有我的立场,甚至还有感情色彩:这就是我既反对国内同行的孤陋寡闻和妄自尊大,也并不承认西方汉学的很多“天经地义”。虽然为了避免干扰剧目本身的上演,我想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减少不必要的“画外音”和“提前预告”。还有,当然不用说了,我的英语肯定没您好。
(二)我想介绍这场讨论的主要目的是想引起讨论(有人说是扔炸弹),而不是以一个学术法官的身份对涉讼双方做出裁决。如果您不习惯这种写法,我得请您原谅,因为压根儿我就没有这种习惯,因而也从来不写书评。为此,我故意选择了一个好像行为艺术而且带有刺激性的题目。张隆溪教授跟我说,他对这个题目很不满意,但没有说他的具体意见,我猜他可能也是觉得我太不“国际”,而且每个人从这个词汇读出的可能都是他想读出的恶毒含义,让谁看了都搓火,因而口吐真言,面对面地进行争论,从而达到以毒攻毒,合两偏为一全的效果。虽然我对争论的结果并不乐观。在您的文章里,按照您的角色安排,贝格利教授是偏见的一端,我是偏见的另一端,好像争论是在我和贝格利教授之间,巫鸿教授是这场争论的受害者,您是“隔岸观火”中立而客观的观察者。其实“火”就在您的身边,您也并没有“隔岸”。谁都非常清楚,这里引起争论的是巫鸿教授和他的《纪念性》,而他的批评者是巫鸿教授最直接的同行,他们是一批并非虚构,而是真实存在于西方学术界的很有影响的学者。如果您对我的介绍老是越看越糊涂的话(按您的说法,是我们“越打越乱”),我想向您说明,我既没有想把我的文章做成巫鸿教授的辩护辞(虽然我很同情他的四面受敌,特别是它因中国学术蒙受的不白之冤),也不打算借它来批判贝格利教授(我认为,那样的辩护既无益于巫鸿教授的声誉,也不能使有关的批评者服气)。
(三)您只要不带偏见地阅读,就会发现我是本着这样的用意来安排我的文章:(1)我对中西学术的沟通深感困惑和悲观(参看刘东先生的卷首语),为此,我不但用了“科索沃”这样的新喻,还用了“巴比伦塔”这样的旧典(可惜您把它换成了另外一个意思);(2)我用“三岔口”的摸黑对打(可惜您也把它换成了另外一个意思)为读者描画了中西学术的典型偏见,让它们出来对骂,好像谁都理直气壮,其实谁都荒唐可笑(我对“人家”的批评比较委婉,而对“我们”的批评比较尖锐,而且是放在前面,可惜的是,您却把我大加嘲笑的说法当成了我自己的说法);(3)我向读者介绍了西方学者对巫鸿的批评,并把他们的意见归纳为四点,认为前三点有一定道理,后一点还值得商讨(可见我并不认为西方学者的批评都没有道理);(4)针对上述批评,我想提醒批评者,他们在纠谬订错之余,是不是也能全面和正面理解一下他们的批评对象(我比较习惯于这样的批评),即考虑一下巫鸿教授的写作思路,比如他的后现代倾向和他对中国礼仪的关心,还有最近他对“废墟”的思考,而不要自己跟自己的影子打架,把气撒在中国学术上;(5)我觉得要想消弭分歧,就得勇于面对分歧,知道目前的“国际学术”(我是说研究中国的国际学术),其实还是建立在相互的偏见之上。
这是拙文的提要。
此外,为了供您调整思路,完善文章,请让我讲一下,尊作对拙作有哪些曲解和误会之处:
(1)我讲“三岔口”,关键是说“没有光”,即中外学者缺乏真诚的对话。而您讲“三岔口”是说当事者都是无谓之争,而且对打的不是贝、巫,而是贝、李。
(2)我说的“西方学术范式”,或西方学者“最能认同顾先生”,在原文中都是描述性的,您要反驳我,最好是向读者指出,这里归纳的哪一条是李零所虚构(请参看贝格利讲的巫鸿“犯规”和夏含夷讲的学术“洗礼”),而不必把问题扯到巫鸿做到了什么没有,顾先生是不是也有与西方学者相似的观点。对不起,您好像特别喜欢指东说西,把别人置于没有常识的境地。更何况,我根本就没讲顾先生的观点对不对,他是不是出过国。您一定要把问题归于族裔,那是您自己的事,我并不认为学术传统的差异在于族裔。当然,我还得给您提个醒,您在强调顾先生是中国土生土长、未曾出过国的同时,最好不要忘记,他毕竟是生值风雨飘摇的近代社会,他毕竟是留学美国的胡适先生的学生,虽然我们也同样不要忘记,他还受到过崔东壁式的中国辨伪传统的训练。而且我说“最能认同”,本不过是说,他们的学术倾向正好和顾先生非常投契。这个问题也和族裔无关。比如1929年,美国学者恒慕义(Arthur W.Hummel)就把这一点讲得很清楚(Arthur W. Hummel,“What Chinese Historians are Doing in Their Own History”,附王师韫的译文《中国史学家研究中国古史的成绩》,收入顾颉刚主编《古史辨》第二册,北京:朴社,1933年,下编,421—454页),特别是他的最后一段话,正与贝格利文的最后一段有微妙的相似。
(3)我在文章中曾提到中国学者的傲慢和他们讲的两句话,即“话都说不利索,字都认不全,还做什么学问”。您只要看一眼原文。就不难发现,我要讲的是一种“由来已久的误解”,而且在转述这类陋说之后,马上就是批评。您怎么连我的批评都不看,反而拿它作为我的说法,而且用来挖苦我的英语水平呢?
我觉得,您的最大误会就在于,您常常把我的事实陈述当作我的价值判断,您太不习惯我很偏爱的用事实讲话请读者判断的写作方法,也太不习惯于什么角色也不进入的“无立场阅读”,即像您说的,真的就是坐在台下看。
最后,我向您说明的是,我很感谢您对我们的译文提出了很多批评。但我想请您理解的是,虽然我的英语水平非常有限,远远不能同您相比,但您猜度我是故意添油加醋,巧设陷阱,丑化哪一位,这却未免求之过深。因为您知道,目前在国内做英文翻译,大家经常苦恼的是懂专业的不懂外语,懂外语的又不懂专业,我们的翻译,经常都是勉为其难。这里的译文本来都是请别人翻译,最后不得不推倒重来,或者动大手术。因为我自知能力有限,又听说贝格利教授是以美文而著称,所以除了反复推敲,还请了另外一位现在美国原来也是中国人的朋友(他不愿署名)对译文校了三遍。当然,不管怎么说.译文的一切错误.责任都该由我来负。
您提到我把很多翻译上的微妙之处做了不必要的简化(为了照顾汉语的阅读习惯和便于读者理解,我的确省掉了许多在您看来非常微妙也许不该省掉的小词),还有这样那样的疏忽和误解,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宝贵的意见。至于我译的“由于巫鸿大话连篇,一个定义也不下,读者只好自己费心琢磨他的个案研究”(Offered an assortment of challenging comments but denied a definition,the reader embarks on the case studies thrown on his own resources.),关于其中的“challenging comments”,我还有一些疑问想向您请教。这个短语,我当然知道它在英文原文中是“富于挑战性的评说”的意思,而且这句话,单独去读,并无贬义,但我考虑,此句若直译出来,从汉语习惯,并不容易理解,也比较哕嗦,而且既然它的下一句是“却一个定义也不下”,则反衬之下,此旬当含讽刺意味。我考虑,它是说巫鸿教授在书中讲了很多挑战旧说,刺激想象,打动人心的话,可是没有什么实际内容,也不着边际,所以我把它译成了“大话”。“大话”当然过于直白而且带有否定性,和原文有所偏离。我并不坚持自己的译法。现在我想知道的是,这句话,要是让您翻译,您是怎么译。
以上意见,谨供参考,失敬之处,敬希原谅。我希望您能理解,我和我的朋友刘东,还有很多同行,大家都有一个愿望,就是我们的“交锋”,目的还是为了“交流”(参拙文204页),我们也希望有一种整合为一的关于中国研究的国际学术。当然,它绝不是埃及学或印度学那样的国际学术,而是有广大中国学者参与,并能延续中国学术传统的国际学术,而且正是“为了有这么一天”,所以我才说“咱们还是把彼此的不同痛痛快快讲出来吧”(参拙文214页注②)。
最近,我到美国东部走过一趟,有幸到过您工作战斗过的地方。有一天,,闲来无事,翻看一本美国人讲中国历史的小书,它把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都叫“国家主义”(零案:今多译为“民族主义”)。我知道,在美国,“国家主义”是个备受谴责的字眼。我在美国的一个学生给我写信,他特别害怕我被人家戴上这样的帽子。但陋见以为,近百年来,中国的政治家和普通国民,他们虽因饱受列强凌辱,又受邻国刺激,一直在做“强国梦”,它使我的国家动乱贫穷,肯定有很多负作用,但我相信,“强国梦”的根子,还是在于“强国”,“国家主义”的理由也在于“国际”。它和“国际主义”的对立才是最大虚构(事实上,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国家主义,也有各种各样的国际主义)。
我希望有一天,我们的学术能摆脱这些噩梦缠身的可怕咒语,不管用英文还是中文,大家都能凭学术本身讲话,而且是平等的讲话。这才是我想说的摆脱“巴比伦塔”苦恼的本来意思,也就是说,问题并不在于我们用哪一种语言讲话,或者熟练程度如何。
您能体察我的想法,给予“了解之同情”吗?
李零顿首
2000年12月14日
- Re: 田晓菲 / 李零posted on 11/30/2010
现在看这类文章,觉得不耐烦。好像从鲁迅时代到iPad时代,写文章毫无进步,还是差不多隐射史学那样的文斗。打倒文人! - posted on 11/30/2010
嗯,昨天把这两篇都打印了细读,原来以为是宝贝,原来是吵架。
小麦同学就迷信这个?唉,还是胡兰成说得好:学问做得没有诗味了,也还是白做!
如果说这两篇打架,虽为艺术史打,但未见多少艺术史,就连三岔口都引得牵强,
巴别塔也谈不到一块去。当然李零谈得诚恳得多,但又有什么办法?就说Hummel这
个德文姓(我记得莫扎特的弟子有叫洪迈尔),这里译成桓慕义,这就筑不成巴别塔
了。李零这苦唠叨这又有何必?
话说多了,总让人抓把柄,这是常识。这里的争纯粹意气,有显摆,阿Q与小D级的,
没多少具体内容,或是形而上的讨论,嗯不下一口气?为争论而争论。
小麦跟我举荐李零,自然我要追踪!昨晚读一本陈寅恪,觉得他最拿稳。
Than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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