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看到一篇写乔冠华的文章,好象也是个不简单的人物写的。他把乔写得是一文不置,而且说乔的人品极坏。意思是说毛泽东对他很欣赏,在文革这种情况下能得到重用的都有问题。文中有这样的话是毛泽东对乔说的“你现在和章含之结婚了很好,你业务行就是感情多了点。她政治上坚强,你们正合适”作者显然是说乔章的结合是政治上的因素而决不是章含之自己说的那么简单。乔在政治上并不老练,这点到是公认的但这并不影响他往上爬原因就是毛当时有利用他的地方所以他才有机会那么风光。乔冠华那时是毛泽东用来轰周恩来的重磅炸弹,当毛知道他不需要乔冠华时他就踢开了他,这与毛的作风很符合。毛一旦知道他重用的人对他并不忠心时是不会让这个人翻身的。据说邓颖超晚年一直都没有原谅乔冠华,还说当初周恩来对乔再婚表示祝贺,后来对她说是“乔冠华上当了”。这些鲜为人知的东西使我觉得好奇怪,李先念一些人邓颖超能原谅偏偏乔冠华她就不原谅了?这“乔冠华上当”更是从何说起呢,作者是真的有根据吗?乔冠华有他说的那么没人性,那么不堪吗?我很怀疑。
毛泽东晚年疑心一直很重,特别是经历了刘少奇和林彪事件之后,他对于早年追随的战友产生一种本能的不信任,而这种不正常的现状也让一群肖小所利用,就此成就一个后来为乱十年之久的佞幸集团。
现在,我们看到很多文章提到章含之和乔冠华这件事,他们之所以会出现那样的境遇,这也和上面的这段话有点联系,用毛泽东后期的工作人员的话说:"主席晚年对于身边人的看法很重视,外面发生的事最后定的调子都是身边人回复的结论整理而成,恰恰不是政治局的讨论,显示了党内民主生活的不健康的一面。"(林克、张玉凤、徐涛、郑保中等著《回忆毛主席晚年岁月》)
这里我凭借着自己的一些认识和接触以及访问当事人的经过来谈谈章含之、乔冠华、周恩来等人的一些往事,同时希望得到高手们的指正。
1--章含之见宠的由来
章含之之所以能够成为毛泽东的所谓的英语教师也是有着一定渊源的,这和章含之本人开始是没有什么直接联系的,最主要的是由于章士钊的因素和周恩来的推荐。章士钊是被鲁迅骂作三一八惨案的幕后者之一的人物,按照鲁迅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旗手地位,被他老人家痛骂的一般都不会有好下场,林语堂被鲁迅一句"西崽"骂的几十年抬不起头来,梁实秋被一句"乏走狗"压着以致于人们直到八十年代末期才看到此公的学问的另一面,杨荫榆因为同时开罪于鲁迅夫妇,所以,最终虽为抗日而死也是沉寂了很久,而知道杨的也不过是知道她作为反动教育人士的定义。然而,奇怪的是多次被鲁迅指明大骂的章士钊却受到格外的礼遇,毛泽东亲口呼之为"行老",实在是早年章士钊在自己都没有认识到的情况下帮助了毛泽东,而周恩来一直作为毛泽东和章士钊(也包括其他民主人士,周恩来兼任全国政协主席,毛泽东是全国政协名誉主席)等民主人士联络的纽带,章含之的脱颖而出应该说不是巧合了。后来以章士钊北洋遗老的身份居然敢写信给毛泽东调解他和刘少奇的斗争,可见章士钊在毛泽东眼中面子之大了,党内当时也就是董必武一人敢于这么提议,而且还是在会议之后的表态。
章含之的聪敏和学识是毛泽东一开始比较喜欢的,尽管毛泽东更喜欢工农子弟,然而作为闲暇之时聊天的谈友来说,章含之显然比其他人合适一些,说起来毕竟是"世交"了。章含之本来对历史方面是没有什么具体感觉的,况且在那个时代中,帝王将相的研究本来就是禁区之一,章含之即使家学渊源也不可能完全理解毛泽东的意思,所以,她把父亲章士钊推了出来,尽可能请教父亲,可是,章含之聪明的地方也在于此,她并不是照本宣科的把父亲的回复作为样本和毛泽东谈及,而是通过自己的细心的观察,投毛泽东之所好。比如明武宗朱厚照的评论问题,大家都知道这位皇帝是明朝历史上不多见的荒唐人物,民间的游龙戏凤就是根据他的史实改编的,然而,章含之在和毛泽东谈论此人时,章含之居然大谈其人防御宣大一带俺答小王子的所谓历史功勋,这简直让毛泽东刮目相看了。如果还是限于曹操、武则天、朱元璋的翻案或许没有这么令毛泽东瞩目,而明武宗这么生冷的人物在章含之嘴里说出之后竟然和毛泽东平素的想法暗合,也就此难怪章含之获得"后生可畏,也是一个人才"的天语褒奖了。
毛泽东对于章含之的器重是不言而喻的,鼓励章含之从政就是最大的表现形式之一,章含之那时候的身份既不是工农出身,也不是革命干部或者军人家庭,在特别强调家世的年代里,章含之连薄熙来等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资格都算不上,然而,因为毛泽东的原因,章含之很快进入政界,累官至国务院正司级,已然是当时名符其实的高干了。毛泽东曾经对章含之这么交待过:"你的眼睛也不能总盯着历史啊、外语啊,局面小了点嘛,要把眼光投到火热的革命中间去,和工农兵打成一片,和群众打成一片。"而后,章含之也进到工厂等地作为和工农兵融合的代表,自然时间不会很长,经过毛泽东点将,周恩来同意,章含之很快进入了外交部。毛泽东对乔冠华、符浩、余湛等人说过:"我这个小老师不平凡,见解独到、语出惊人,你们以后可以互相学习、互相交流革命经验呢。"以乔、符等人的身份和一位副处长交流经验其含义是不言自明的。
中国和加拿大国建立外交关系之后,毛泽东第一个点名让章含之出任驻加国大使(正司长级),当时章含之不过是副司长,按照外事口的规矩,以副司长的身份外放欧美大国的大使实缺,将来很有可能回来作为副部长或者副书记的。最少也是部长助理。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于章含之的信任程度,然而,章含之毕竟不是当年的不谙世事的小姑娘了,她自己说过,中国古代有句话叫做,君身不可远离,意思就是说离开君王的距离的不能太远。章含之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她也深知三人成虎的道理所在,况且毛泽东本人在这方面也不是没有教训可找,一旦有人构陷于章含之,而章本人又远在千里之外,何以能够上达天听呢?所以,她宁可以其他不充分的理由拒绝了毛泽东的提议,自然也遭到毛泽东的指责,这点章含之也不讳言,不过,确如章含之自己担心的那样,随着迟群、谢静宜、王海容等人的崛起,章含之也是每况愈下了。
毛泽东晚年特别是林彪事件之后开始着力培养区别于四人帮之外的另一股势力,这就是以毛泽东部分亲属和身边人组成的第三梯队,这中间包括李讷、谢静宜、王海容、毛远新等,这些人比之张春桥更加缺乏政治经验,然而也比之张春桥等更加对毛泽东忠心耿耿,在后来对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的斗争中这批人显然比张姚等人更为卖力气。这点倒和武则天晚年有些类似,当然也仅仅是类似。章含之就是这个用人路线的受益者之一,这是大前提,至于有人因而附会毛泽东和章含之个人之间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关系,我以为除了满足部分人的心里好奇之外并不能说明什么。
2--章含之作为炮弹
章含之其人因为见宠于毛泽东,所以进入外交部之后虽然只是普通的干部,但在一些副部长、司长眼里此人手指通天,实在不可小觑。根据一些当年在外交部工作的老工作人员的回忆,章含之确实比较活泼,而且一直是坚持走上层路线的人之一,经常不怎么上班,可是很多重要的会议司长们却一定力邀章含之参加。章含之对外事业务本身并不感兴趣,她最感兴趣的是外事口在阶级斗争中的新动向。毛泽东曾经有过一个挺重要的批示给外交部、外办:"你们送的报告我是基本不看的,因为是不胜其看,随便一个什么屁司也能代表党中央说话吗?"而外交部最新的动态显然通过章含之之口传送到毛泽东耳朵中的不在少数。章含之因而很快就红了起来。
章含之和乔冠华的婚姻除了章自己的因素之外,还有一层政治因素在里面,文革后期,毛泽东开始动手解除一些干部特别是业务干部的戒备,乔冠华就是其中一个,乔本人被搞的最惨的时候居然去卖报纸,周恩来回来和毛泽东说:"乔冠华快是不行了,请主席看是不是暂时让他自己反省一下为好。"毛泽东转而对章含之说:"小老师,你代表我去看看乔老爷,要是他快要呜呼哀哉了,你就说我说的,乔冠华还是一个好同志嘛。可以烧一烧,不可以烧焦了。"后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章含之并没有去,然而,毛泽东保护乔冠华的意思却传达到了,就此乔冠华得到解放,出来恢复工作。
应该说乔的解放和周恩来的关系很大,首先乔不是毛泽东准备置之于死地的那种人,所以,周恩来敢于力保,其次,乔的业务是全国都很瞩目的,毛泽东也知道乔的本事,他说过:"大乔、小乔总要留下一个嘛,不要铜雀春深锁二乔嘛。"然而,后来由于形势的发展,乔冠华在布置外交部批判周恩来右倾思想斗争会上不顾旧情,猛力向周恩来开火,为人所诟病。七十年代末外交部党委召开的批判乔冠华错误的会上有人就指出乔是小人,忘恩负义。而有关乔的人品很坏的定论也是这次会议上决定的。
毛泽东历来对身边的人有指婚的习惯,他自己多次不厌其烦的撮合他们结为伴侣也是事实,在章含之和乔冠华这件事上毛泽东也是如是办理的,只不过有点出入是并非乔冠华开始追逐的章含之,而是章本人主动靠上去的。用一位和章含之共事的老同志的话说:"章含之这人太热衷了。"自然是热衷于权势,她在毛泽东身边不可能不知道乔冠华此刻的行情的看涨,而托身于乔这样富于感情、知识、权力和才华的现行高干当然也是章求之不得的。章后来的举动不得而知,然而毛泽东却是因此有过一个和乔冠华的对话,这是后人回忆乔冠华时提到的,目的不是为了章含之和乔冠华的爱情生活,而是试图证明乔冠华在毛泽东眼里的份量。毛泽东对乔冠华说:"······我历来主张公私分开,可是后院也要稳定,你现在成了家,×××(原文如此)不错,政治上坚定,尺有所长,寸有所短,你业务上行,就是感情多了点,有点右,有时候喜欢扭秧歌。是优点也是缺点,优点就继续发扬,缺点就继续改正。"这个文章是发表在国内公开刊物上的一篇纪念乔冠华逝世的文章,文中隐讳了很多关键文字,然而我们也不难看出毛泽东所提到的×××显然指的就是章含之。而章含之在回忆录中更加不掩饰毛泽东对于她和乔的结合的赞许程度。
然而,问题的关键还不在于毛泽东对章含之的信任程度以致于导致章乔的结合,而是毛泽东当时亲手布置的反击外交部的修正主义的斗争的主基调需要为之配合的人手问题。章含之、乔冠华显然就是这次斗争的炮弹之一。小平后来总结建国之后三十年我国一贯的外交指导方针是这么八个字:"逢西必反,谈美色变。"周恩来后来一直在试图更改毛泽东左倾的外交政策,中美恢复对话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周恩来后来准备应美方的邀请访美时,毛泽东说过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台湾那个青天白日旗不落,我们怎么谈?我们不搞一边倒,也不能挟外以自重。"周恩来利用外事上的突破来突破内政上的混沌的想法被毛泽东看穿了,这也就是毛泽东后来亲手发动对周恩来的打击的部分原因。
然而,毛泽东知道"恩来是要跟我走的",所以,他也不愿意把事情闹得很大,当江青等人把问题上升到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高度时,毛泽东出面制止。周恩来就此退居幕后直到他死。可是,乔冠华和章含之二人在这次斗争中扮演的角色显然是非常不光彩的。这点邓颖超晚年一直不原谅乔冠华。最为滑稽的是在斗争接近尾声之时,毛泽东开始扶植王海容的势力,而准备抛弃章含之了。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里,王海容、唐闻生作为新贵如日中天起来,连老谋深算的康生都对他们敬畏三分。章含之这时只有投靠江青等人了。这也是他们走向自我毁灭的开始。
3--乔冠华的沉沦
毛泽东发动文革火烧干部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要这些高干们知道他们的功名富贵取自于谁?毛泽东曾经和周恩来、陶铸等人说过这样一段话:"有不少人当官做老爷,高高在上,忘了自己还是人民群众中普通的一员,这样的干部我看就是要烧一烧,让他们至少不要忘本。"(曾志《峥嵘岁月--回忆陶铸》)结果这些被烧的干部无一不是被打翻在地,一夜之间沦为人民公敌,其子女以及家庭支离破碎,前途阴暗渺茫,而后,毛泽东一句不要烧焦了,忽然又被解放,内中的大起大落之于人的心态的改造是天翻地覆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有相当一批干部在1973年之后复出反而一改初衷跟定四人帮的由来,他们害怕了那种没完没了的折腾了,他们担心权力和荣耀的再度丧失。乔冠华就是其中很明显、很无奈、很悲剧的一位。
乔冠华自己知道他的再度出山和毛泽东息息相关,而和章含之的结合无疑把自己和毛泽东的距离又拉近了很多。从这个意义上说,乔章的结合是你情我愿的事情。之所以说乔冠华不如胡乔木,问题就在于此,胡乔木后来能够那样继续威权在握,和胡本人对毛泽东的认识有相当大的关系,毛泽东用人一贯是疑人不用,就是说一旦他认定某人对他不够忠诚的话,那么即使不是立刻结束这个人的政治生命,也不会再对他抱有任何好感。所以,胡乔木得知毛泽东评论自己"改换门庭"后也比较识趣,七五年之后更加紧跟小平,彻底改换门庭了。而乔冠华之于毛泽东的关系显然不及胡乔木,当然他也是毛泽东赏识的人之一。不过他没有领悟到胡乔木那个地步,意即胡乔木以文章见重,乔冠华以业务见重,而都不是以思想见重(例如张春桥),所以,这种赏识某种程度上是取决于形势的,乔复出之后急于建立新功,希以固宠。毛泽东抓住他的心理加以利用和诱导,使之成为攻击周恩来的一颗难得的炮弹。
在整个一九七四年中,围绕着外交部的工作开始对周恩来的斗争升级,而乔冠华在此间的表现显然是十分让最高满意的,当年国庆节,章含之通过江青之口得知乔冠华将要出任外长,由此可见上边对他的酬庸。然而,也是在这一年,周恩来开始逐步推出政治舞台,而把小平推到了前面,长沙告状的失败既说明了周恩来当时圣眷未衰,也说明了毛周之间复杂的政治关系,假如周恩来的位置相当稳固,江青等人何以敢于让王洪文做那样明摆着的蠢事呢?乔冠华夫妇自然也想火中取栗,像外长这类异常重要的位置,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圈定,谁敢定论?
如果说乔在七四年反对周恩来尚属情有可原的话,那么,他在七五年之后不能很好的和邓小平配合,甚至是为难的举动就不那么好让人理解了。像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这些人虽则也属于犯有严重错误的人,然而后来毕竟都给了出路,待遇上也基本按照他们本来应该享受的给予,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是"奉旨办事"虽然他们和四人帮也有勾结,可是更多的则是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而乔冠华夫妇在决定政治赌注之后投向四人帮便完全变了性质,四人帮当时已经构成结党营私这四个字,连毛泽东本人也不为之隐讳,况且这几个人的政治名声实在太糟糕,政治行为实在太差劲,李先念回忆四人帮时说:"他们那几个人当时可是不得了,上窜下跳,谁要是说的不对了,他们就搬出主席的大帽子来压人,政治局成了他们履行手续的地方了。"当他们准备进一步收拾周恩来时,叶剑英、李先念等人开始坐不住了,因为如果周恩来都能被他们拉下马来,那么他们这些不如周恩来的或者在周恩来之下的又当如何呢?岂不是很明显的事。叶剑英和李先念通过汪东兴向毛泽东问如何布置开展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开局工作,毛泽东这才重视起来(这个主意是叶剑英出的,不明着为周恩来说话,正话反说),他指示政治局才有了后来那段著名的批评江青"迫不及待"的讲话,毛泽东说:"这几个人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人人有份,也包括春桥、文元。"然而就是在这样是非分明的斗争中乔冠华还是没有吸取他应该吸取的教训,反而越走越远,终于走进了政治生涯上的死胡同。
"风庆轮"事件发生之后,江青开始布置整邓小平,外事口首当其冲,因为邓小平当时主管外事工作,乔冠华自然不肯落后,他从章含之那里得到这样的话:"要做反潮流的干将,不要做资本主义的大将。"乔冠华在三次王洪文主持召开的关于风庆轮的讨论和洋奴哲学的会议上都说了不利于小平的话,其时在1974年10月中旬,而此前乔冠华已经被明确为下一届的外长了。一九七六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起来之后,胡乔木被勒令检查,胡说自己身体不好,认识不上去,一句话保住了晚节和后来与小平等人见面的机会,而乔冠华则在章含之的提醒之下,一马当先的冲了上去,其结果当时自然快意,而后呢?当小平被停止其他主管工作之后只保留主持外事口的权力时,身为外长的乔竟然不去做任何汇报工作。比较一下和乔一起上了"贼船"的副外长余湛的经历就知道了。余湛也是毛泽东提议和四人帮信任的,然而,余本人在一九七六年的事情上态度相对消极的多,而且保有对小平足够的尊重和理解,余湛说:"小平同志的错误能够检讨的还要听他的检讨,不能检讨的就要听毛主席的指示。"一九七八年余湛下台,无处可去,邓小平一句话,做了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仍然是正部长级待遇。(小平是五届政协主席)相比之下,乔显得就不那么"厚道"了。更臭的是当华国锋接管权力之后,乔因为工作上的事和华国锋公开顶撞,成为华国锋整掉他的直接原因。一九七七年华国锋从朝鲜回国问姬鹏飞:"我主持外交工作,同志们有什么看法?"姬鹏飞自然是奉承一番,而华国锋这时就指出:"乔冠华这个人很骄傲,一向自以为是,他当年整总理,不听主席的部署,对我的工作横加干涉,现在看也是志大才疏。"(姬鹏飞《我在外交战线四十年》)1976年10.6日抓捕四人帮,当月底乔冠华被隔离审查,十一月外交部布置召开清理四人帮残渣余孽的批判大会,点名批判乔。从1974年国庆算起不过屈屈两年。
章含之此刻也并不好受,早在1975年王海容等人就攻击章含之架空乔冠华,对外交部的分裂负有主要责任,一九七五年底外交部内部开始对章含之的批判,用毛泽东的话说:"请同志们帮助章含之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而章含之没有就此歇息,反而变本加厉的怂恿丈夫在四人帮的泥潭中越陷越深,直至覆顶。
一九八一年,王震难得问起乔冠华,说,现在外交战线缺少老成的,乔要是身体还行可以出来顾问一下。这样,乔有了对外友协顾问的名衔,然而,当有人准备提议乔出来主持一下具体工作时(胡耀邦还具体批示了),因为乔的身体(癌症晚期)和以往的政治原因,没有了下文。而当年和乔齐名的小乔胡乔木此刻正踌躇满志的即将进入中共十二大政治局和书记处。
当年,乔冠华和章含之结婚时,毛泽东、周恩来都表示祝贺,毛泽东还说了句玩笑话:"这回乔老爷真是上轿了。"然而,周恩来后来则说:"不是乔老爷上轿,而是乔老爷上当。"这句话据介绍有人曾就此事问及邓颖超,邓颖超始终没有正面回答过一句话。
- Re: 章含之posted on 03/27/2010
章是军阀陈调元之子的私生女 - posted on 03/27/2010
北京晨报刊的章含之与洪君彦结婚时北大照片。章含之乃章士钊之养女,确实蛮漂亮的。
两人感情的恩怨有历史的因素吧,关键还是这个女人内心的东东在做怪。面对历史,没有经历的人确实没有太多的品头论足的权利。历史就曾经有个大学教授自杀,原因是昨晚同床的老婆把他的言论批评自我批评了,因此被打为右派。而这位曾经外交风度翩翩,当过主席的英语老师、嫁给乔老爷的女人,我直觉,相信洪教授没有说谎。
章含之这样的女人为了自己的虚荣、自己的快乐做了就做了,关键不要说谎。她有上海交际花的母亲血统,后来也有女人睡多少男人才正常的理论的女儿。人都死了,不说他人坏话,查阅资料而已,为鉴,没有诋毁谁的意思。
恩爱情仇、悲欢离合,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一代知识分子所经历的种种坎坷遭遇。
洪君彦:籍贯浙江省慈溪,于杭州出生,经济学者,美国问题研究学者在北京大学任教近四十年,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并曾担任教研室主任、系主任、北大美国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等。
1953年,被选拔为北京大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生。
文革被迫害。
1980年,远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和东亚研究所出任访问学者。
北京晨报刊的章含之与洪君彦结婚时北大照片。章含之乃章士钊之养女,确实蛮漂亮的。
两人感情的恩怨有历史的因素吧,关键还是这个女人内心的东东在做怪。面对历史,没有经历的人确实没有太多的品头论足的权利。历史就曾经有个大学教授自杀,原因是昨晚同床的老婆把他的言论批评自我批评了,因此被打为右派。而这位曾经外交风度翩翩,当过主席的英语老师、嫁给乔老爷的女人,我直觉,相信洪教授没有说谎。
章含之这样的女人为了自己的虚荣、自己的快乐做了就做了,关键不要说谎。她有上海交际花的母亲血统,后来也有女人睡多少男人才正常的理论的女儿。人都死了,不说他人坏话,查阅资料而已,为鉴,没有诋毁谁的意思。
恩爱情仇、悲欢离合,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一代知识分子所经历的种种坎坷遭遇。
洪君彦:籍贯浙江省慈溪,于杭州出生,经济学者,美国问题研究学者在北京大学任教近四十年,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并曾担任教研室主任、系主任、北大美国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等。
1953年,被选拔为北京大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生。
文革被迫害。
1980年,远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和东亚研究所出任访问学者。
1986年,转到美国密西根大学任经济学系和中国问题研究中心出任访问学者。
1988年担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系主任。
1993年退休,现定居于香港。
章含之:是著名民主人士章士钊的养女,曾担任毛泽东的英文教师,中国著名外交家。1935年生于上海,2008年1月26日上午8时20分在北京朝阳医院病逝,终年73岁。生母名为谈雪卿,上海滩上有名的交际花,曾是永安公司康克令钢笔专卖柜台上的售货员,人称康克令西施。生父为军阀陈调元之子陈度。两人未婚同居,谈有身孕后,不愿为妾。陈调元请章士钊出面调解私了1986年,转到美国密西根大学任经济学系和中国问题研究中心出任访问学者。
1988年担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系主任。
1993年退休,现定居于香港。
章含之:是著名民主人士章士钊的养女,曾担任毛泽东的英文教师,中国著名外交家。1935年生于上海,2008年1月26日上午8时20分在北京朝阳医院病逝,终年73岁。生母名为谈雪卿,上海滩上有名的交际花,曾是永安公司康克令钢笔专卖柜台上的售货员,人称康克令西施。生父为军阀陈调元之子陈度。两人未婚同居,谈有身孕后,不愿为妾。陈调元请章士钊出面调解私了, 将谈所生女儿托付给章,取名章含之。
- posted on 03/27/2010
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曾用笔名黄中黄、青桐、秋桐、等。1881年(清光绪七年)生于湖南善化县(今长沙市)。其父章锦曾在乡里为里正,后业中医。章士钊幼读私塾,非常勤奋。1901年,离家赴武昌,寄读于两湖书院,在此认识了黄兴。次年3月考入南京陆师学堂。
1903年4月,拒俄运动发生,上海各学校学生罢课,章士钊不顾学堂总办俞明震劝阻,率陆师同学三十余人赴上海,加入蔡元培等人组织的军事民教育会,任军理教习。不久被聘为上海《苏报》主笔,经常发表激烈的革命言论,并因此结识了章太炎、张继、邹容,意气相投,结拜为异姓兄弟。四兄弟中,章太炎、张继、邹容均有鼓动革命的书籍。于是章士钊将日本人宫崎寅藏所作《三十三年落花梦》编译成《大革命家孙逸仙》一书,将孙之别名“中山樵”与姓氏连在一起。于是1903年9月用黄中黄的笔名刊行,国内由此书而知重孙中山。1903年7月初,清政府查封了《苏报》,并先后逮捕了章太炎、邹容等七人。章士钊因得主办此案的江苏候补道、陆师学堂总办俞明震徇情,未予追究,侥幸得脱。于8月7日又与陈独秀、张继等人创办了《国民日报》,并继续激烈地鼓吹革命。
1903年11月,他与黄兴由上海赴长沙,酝酿华兴会的筹建工作。次年春,同杨守仁等在上海建立“爱国协会“,作为华兴会的外围组织,杨是会长,章为副会长。1904年8月,华兴会决定当年11月6日在长沙举行起义。章在上海余庆里密设机关,暗中接济。因事机不密,未经发动即遭失败。10月,黄兴赴上海,召集杨守仁、陈天华、章士钊、张继、杨度等人开会,准备在湖北、南京等地再举义旗。后因发华兴会在余庆里的机关遭破坏,张继和章士钊等十余人被捕,再起义的计划未能实现。章士钊等人经蔡锷托人营救,被关押四十余天后,得以保释。出狱诸人恐清吏再行深究,急急东渡日本。
1905年春,入日本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到日本不到半年,章回顾过去,认为自己“才短力脆”,连累了同事,感到内疚,一改革命救国为求学救国,乃发愤力学。1905年8月,同盟会在东京成立,虽经友人劝说,亦未加入。1907年,赴英留学。1909年4月,他与同盟会员吴弱男在伦敦结婚,婚后入爱丁堡大学学政治经济兼攻逻辑学。留英期间,他常为国内报刊撰稿,介绍西欧各派政治学说,于立宪政治尤多发挥,对当时中国政坛很有影响。1911年章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后,即携眷返国,次年春到南京,继受黄兴、于右任之邀,主持同盟会机关报——上海《民主报》,兼任江苏都督府的顾问。
1912年7月,章在《民主报》上发表了《政党组织案》,主张将当时国内新有政党(包括同盟会)一律解散,在一段时间内各抒已见,然后根据不同政见分为两党,出而竞选,得多数拥护者,管理国家。这就是著名的“毁党造学说”。此论遭各方攻击,同盟会内部大哗,章士钊乃脱离《民主报》,于同年9月与王无生别创《独立周报》,继续议论时政,提出了民国政制究取法国制还是美国制等引起国人注意的问题。1913年3月,袁世凯主使刺杀宋教仁反嫁祸于黄兴。章由此看出袁之险恶,乘隙逃往上海,拜晤孙中山、黄兴,加入了反袁行列,并草拟了《二次革命宣言》。“二次革命”失败后,章亡命日本。
1914年5月,章在东京与陈独秀、谷钟秀等人创办《甲寅》月刊,章在第一期上发表《政本》一文,重申两党制的主张,提出执政党应借反对党之刺激而维持其进步。后又发表《学理上之联邦论》等一系列关于政体的文章,宣称联邦制可以用舆论力量达到革命的目的,引证西文学说,结合中国政治实际,文法谨严,理论充足,为时人重视。同年,参加欧事研究会,任书记。
1915年冬,袁公开称帝,护国军起。5月,肇庆军务院成立,章出任军务院秘书长,并兼两广都督司令部秘书长。6月袁死,黎元洪就任总统。章留居北京,任国会议员,并应蔡元培之邀请,受聘为北京大学研究所伦理教授。1917年1月,在北京出《甲寅》周刊。1920年,毛泽东、蔡和森发起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持杨怀中先生介绍信往见章士钊,筹措出国经费。章虽政治主张不同,义之所趋亦尽力为之,立即发动社会名流募捐二万余元银元巨款赠之。
国内政局纷扰,章乃于1921年2月重游欧洲考察政体。在伦敦访问了英国学者威尔斯、肖伯纳、潘悌。章与诸人讲座后,认识到农业国与工业国不同。1922年11月,受北京政府教育部之聘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1923年10月,曹锟贿选大总统事发生,章在上海《新闻报》上发表文章痛斥贿投票议员之无耻,并连续撰文抨击代议制。
1924年,段祺瑞上台。章主张毁弃约法及国会之主张正合段的心意,因此段邀章北上。段从章建议,以“临时执政”之名兼任总统与总理之职,委章为司法总长。次年4月,再派章士钊兼教育总长。章受命后,即宣称要整顿学风,宣布大学统一考试,合并北京八所大学,引起教育界进步人士及青年学生的反对。5月9日,各校学生聚会请愿罢免章士钊。章遂辞职赴沪,后经段祺瑞挽劝,乃复任司法总长之职。7月底段又派章出任教育总长,要他继续“整顿”学风。章不顾人们的反对撤换了一批反对他的大学校长。8月1日他又派出武装警察护送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榆到校就职,后又下令解散“女师大”,镇压爱国学生运动。因章的《甲寅》杂志作为整顿学风的言论阵地,而《甲寅》封面绘有一虎,当时人们称之为“老虎总长”。1925年11月10日,在学生运动冲击和进步人士反对下,章请辞教育总长职,段仍请章任执政府秘书长。1926年4月,执政府垮台,章出走天津,继续在日租界出版《甲寅》周刊。章利用该刊强调反对新文学运动、新文化运动,反对白话文 ,反对“欧化”,引得骂声一片,但章我行我素。
1927年10月,李大钊在北京被捕,章虽已失势,仍与杨度积极设法营救。1928年,南京政府通缉前执政府高级官员,章亦在被通缉之列,乃于是年底作第三次欧洲之行。1930年春,受张学良之聘,回国任东北大学政治学教授。因张的申请,国民政府撤销了对章的通缉令。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章到上海,为杜月笙宾客,不久正式挂牌当律师。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被捕,押解到南京。次年4月,章以老朋友身份未经陈同意为陈辩护,请求法庭宣布陈无罪。其“辩论状”着力阐述政府应当容忍不同政党之理论,文气逼人,震动法庭,中外报纸竞相登载。1934年,杜请章任上海政法学院院长。1936年秋,应宋哲元之邀北上,任东北冀察政务委员会法制委员会顾问。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章士钊避居上海。次年3月,南京“维新”伪政府成立,汉奸梁鸿志诱章入伙,被章拒绝。不久杜月笙派人迎护,章由香港转赴重庆,国民政府给以“参政员”名义。1943年著《逻辑指要》在重庆出版。
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代总统欲试探与中共和谈之可能性,乃请章及江庸、颜惠庆三人。章返上海后,曾专程至南京,会晤长沙绥请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向程介绍了与毛泽东晤谈的情况,转达了毛对和平寄予的期望,对程消除“惩办战犯”的疑虑起了一定作用。3月25日,李宗仁决定正式成立代表团,派邵力子、张治中及章士钊等五人为和谈代表,于4月1日到北平,与中共举行和平谈判。4月22日和谈破裂,章士钊与邵、张等乃留居北平。嗣后去香港,同年6月,程潜派程星龄赴港,会晤了章士钊。章托程星龄带信给程潜,转达了毛泽东对程和平起义的期待和中共对陈明仁将军的热诚态度,劝说程、陈起义。
1949年9月,章被推选出席了中国人民政府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章士钊相继被推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二届、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历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等职。
1952年2月,北京市规划局准备迁移城内所有墓地,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城市建设。照此规定,袁督师庙和墓均在迁移之列。叶恭绰、柳亚子、李济深、章士钊联名上书毛泽东[1],呼吁保护袁墓:
“主席赐鉴:兹有陈者,北京市府因计划关系,将城内各义冢饬迁出城,其中广东新旧两义园有前明蓟辽督师袁崇焕遗墓和祠宇历见载籍,数百年来祭扫不绝。明末满洲久为边患,能捍御者以袁崇焕为最。满酋后施反间,崇焕竟以冤死,天下痛之。今日新史学家亦佥称为民族英雄,但或不知其祠、墓即在咫尺。兹当提倡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之际,拟乞饬所司于该两处袁崇焕祠、墓特予保全,并力崇饰,以资观感,不胜企幸。”
毛泽东回复叶恭绰:
“数月前接读惠书,并附萨镇冰先生所作诗一首,不久又接读大作二首,均极感谢。萨先生现已作古,其所作诗已成纪念品,兹付还,请予保存。近日又接先生等四人来信,说明末爱国领袖人物袁崇焕先生祠庙事,已告彭真市长,如无大碍,应予保存。此事嗣后请与彭真市长接洽为荷。”
章士钊等人给毛泽东的书信及毛泽东的批示
至此,经叶恭绰、柳亚子、李济深、章士钊等人的多方努力,积极呼吁,北京市政府对袁崇焕墓进行了全面的修葺,墓古迹得以保存。
晚年,章士钊曾集研究柳文心得为《柳文载要》,于1971年出版。1973年5月,为了海峡两岸统一,受命于毛主席,在92岁时乘专机远赴香港,与国民党秘密接触,由于气候不适,到港即病,至卧床不起。7月1日病逝于香港,终年九十二岁。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国家领导人参加追悼会。
Please paste HTML code and press Enter.
(c) 2010 Maya Chilam Found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