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種革命——兼議章太炎的革命論

作者 : 劉自立 打印此文 告訴好友2009-03-28 12:00 AM
一，革命有兩種


革命有幾種？這個提問很好回答。

革命有兩種，一種是正面的推動歷史進程的革命----

這種革命預設了革命後建立民主制度的前提；另外一種革命，就是推翻較壞的政權，建立更壞的政權。毛和列寧主義革命屬于後者。辛亥革命屬于前者。在辛亥革命推翻滿清王朝前後產生的革命好與壞，革命有無必要與必然等問題上，國人迄今爭論不休；但是很少涉及革命預設，也就是革命手段是否與革命目的相吻合之關節點。這個問題如果被回避和歪曲，革命和暴力問題是否得當，就會模糊不清，甚至產生曲解和誤導。政治學家阿倫特很早就對這個課題提出明確的定義和闡釋。她說，世界歷史上，做出革命預設的英國革命，法國革命和美國革命是正面意義上的革命；而俄國革命則否----

"如果說真理是不可以抗拒的，那麼，和真理一樣，革命， 似乎也是不可抗拒的。阿倫特介紹了革命這個詞的詞源----'革命'和星體公轉是同根同源，具有不可抗拒性；固然，阿倫特對于革命是否帶來真理有著嚴重的懷疑；同時，她對于革命抱著某種真盏模瑤缀跏遣豢深A知的期待。革命，在她看來，是一種自由和必然的關系----請注意，毛的自由和必然的關系問題論述是盡人皆知的----但是，阿倫特和毛正好處在相反的位置上。毛主張通過對于必然的認識達到自由；而阿倫特，卻以為革命的進程往往是必然對于自由的破壞，作為對必然的否定。

"她的說法是︰革命的解放之含義往往導向社會革命， 就是馬克思所謂解放生產力；而革命應該導向的健康局面，是導向自由，是建立自由的公共領域，這就是革命的自由之義；解放之義和自由之義在她看來是沖突的，會產生一個遮蔽另一個的效果，所以，革命不能夠只是訴諸社會問題的解決，而取代政治革命（請注意，阿倫特的'政治性'論斷幾乎囊括了她的全部本體論言說；政治思想和政治行為，在她看來是一切問題得以解決的關鍵）。這個政治革命就是建立有序的政治生活結構，也就是我們現在了解的，公民社會中互相得以牽制和得以自由的那種社會。這個社會是通常意義上的民主社會。而這個結構的破壞或者尚未出現，就是社會解放帶來的解構和混亂。"（劉自立
《如果漢娜*阿倫特思考中國》）

我們延續其說，中國革命分成一種正面，一種負面之兩種革命--- -毛共革命是否，孫文革命基本上是正面革命。其間，比照兩種革命的內涵，可以見出革命是否推動了歷史之進程。民國建立，前孫後蔣之政權，在中國歷史上建立了最後一個少民主卻並無沒有民主之國家制度，這是盡人皆知的事實；而毛革命，則是反動于歷史上所有王朝之革命，之反革命，之反動。產生這樣的定位以後，所有片面否定辛亥革命的暴力否定論，都應該得到糾正。唯一一個歷史上的"如果"是，如果孫文是一個歷史偶然性因素，中國人沒有讓孫文得逞而執行了清末憲政，是不是孫文革命帶來的否面結果或有改觀？這是一個不無意義的假設。（之所以提倡設想歷史上的"如果"----秉承美國哲學家悉尼.胡克之說，就是因為要解析歷史規律，並不存在某種革命合理性和革命合法性宣傳和洗腦之規律論----胡克關于俄國十月革命純熟偶然性之分析，現在看來，很有道理）

我們看，孫文革命之所以導向俄國勢力， 就在于其價值觀的首鼠兩端。孫文三民主義以批資本論為先導，承續了歐美價值論的自由主義和民主主義----而後來，處于現實的考量，孫文不得不倒向連手甦聯，通融共產黨，產生其"第二價值論"----而蔣介石糾正了這個甦聯傾向，全面剿共，卻不幸失敗于國際潮流。所以，辛亥革命也是播下龍種，收回跳蚤之革命；唯一可以欣慰的是，台灣小民主格局建立，多少回到孫文最早之理想，是一個亡羊補牢。于是，孫文革命產生的容忍赤化，被章太炎斥為︰

舉國盡甦聯，赤化不如陳獨秀；
滿朝皆義子，碧雲應繼魏忠賢。
（明天啟三年，魏忠賢看中碧雲寺，預做墓地，擴建之。）

在所謂悼孫文對書里面，有第二賦----

孫郎使天下三分，當魏德萌芽，江表豈曾忘襲許；
南國本吾家舊物，怨靈修浩蕩，武關無故入盟秦。
（"怨靈修之浩蕩兮"，《離騷》斥懷王句；章太炎用楚、 秦關系喻中、俄。）

第三賦----

洪以甲子滅，公以乙丑殂，六十年間成敗異；
生襲中山稱，死傍孝陵葬，一匡天下古今同。
（洪秀全與孫文關系論；仁智互見矣。）

說章太炎同意孫文赤化和共黨暴力，是為滑稽之談。在此， 章太炎之革命論，無非是不同意不對滿清進行革命；梁啟超斥康言，"藉連雞之勢，或享失馬之福，則竭才報國，豈患無途"----而反對孫文聯俄融共之革命----

"這是章先生非常明確的主張；這里並不需要隱諱章太炎反對' 北伐'與'赤化'。他反對一切外國勢力干涉中國內政，哪怕甦俄共產黨，他也反對，他更反對北洋軍閥暴政，所以提倡'省治'、'聯省自治'"。
（章念馳《從對章太炎的評價看法》）

1925年，章太炎發表對待俄共與中共之說法----

"他曾明言反對'廣東的黨政府'（ 包括中共及正與其合作的國民黨）。蓋'共產是否適合我們的國情，還在其次。現在的共產黨，並非共產黨，我們可以直接稱他'俄黨''。他們不過借著'共產主義'的名目，做他們活動的旗幟。"
再，"'五卅'事件使章太炎態度一變，因外患顯然壓倒了內憂。他在致黃郛的信中說，他不贊成孫中山'擴大民族主義，聯及赤俄'，但孫氏'反對他國之以不平等遇我者，是固人心所同。滬漢變起，全國憤然，此非赤化所能鼓吹。斯時固當專言外交，暫停內哄'。"

又，"太炎于1925年末發表通電，說馮玉祥既'與俄通款'， 則其'叛國之罪既彰，外患之罪斯立'。他的結論是︰'中國主權，重在法統之上；甦俄侵軼，害居關東之前。'兩害相權取其輕，故當舍奉而討馮。"（皆見羅志田
《國器章太炎》）
故此，說章太炎一般性支持暴力革命，是為巨謬！其看待俄國革命輸入中國，哪怕細節偶有疏漏和誤會，大節可觀，睿智可貴；是少數知道德莫克拉僦髁x之睿人。這一點不可胡來和胡說！


二，章太炎之立憲說與革命說


不能把贊賞反清之革命混淆于不滿赤色之革命； 不能把反對康有為之保皇態度簡單等同于暴力主義論，而回避了章先生反對共產黨革命的主張。把這二者混淆起來，就變成章氏贊成革命，就等于贊成布爾什維克革命，贊成毛痞邉雍唾澇梢话阋饬x上的民粹暴力。這完全是荒誕章太炎而不確。重復而言，章太炎的革命論，至少在三個層面可以站住腳︰

一是，他主張推翻滿清王朝，實行暴力革命（其所謂" 革命開啟民智"----我們說，要改為民主開啟之）。
細爾論之，章太炎關于反滿觀點，實際上，反對的是錢穆所謂狹隘異族政權的政治局限，就是一般而言曾，胡，李，左的"軍機首領，必在宗藩"，"階位雖高，猶之閹官僕豎而賜爵儀同者。"（章太炎《駁康有為論革命書》）至于坊間所謂章"滿漢兩族，固莫能兩大"之說（見唐振常《論章太炎》），見及其反對整個滿族人，是為一錯；但是，"驅逐韃虜"說，難道不是包含反對滿族政權之內涵？

章氏所謂反對憲政之所謂，也不外乎他擔心君主立憲的徒有其表， 實無內涵。他說，"且所謂立憲者，固將有上下兩院。而下院議定之案，上院猶得以否之。今上院之法定議員，誰為之邪？其曰皇族，則親王貝子是已，其曰貴族，則八家與內外蒙古是已，其曰高僧，則衛藏之達賴班禪是已。是數者，皆漢族之所無，而異種而特有，是議權仍不在漢人也。所謂滿漢平等者，必如奧、匈二國並建政府，而統治于一皇，為雙立君主制而後可。"（同上）此所謂雙立者，乃是西方選帝候制度發軔以來，各種宗教社會經濟政治勢力的制衡博弈；清廷是否這樣一種權利多元化來源者，否也。所以，章太炎此論不非。更加重要的是，章氏極為有獨特見解的看法----這個看法就是，立憲與"民變"，是一個雙胞胎；沒有這樣的動亂或者亂動，沒有治大國必然不如烹小獻之大動，立憲與法制，亦不可得。他說，"長素（康有為）以革命之慘，流血成河，死人如麻，而其事卒不可就。然則，立憲可不以兵刃得之邪？既知英、德、意、奧諸國，數經民變，使得自由議政權。民變者，其徒以口舌變乎？抑將以長戟勁弩飛丸發萰G玻拷**氈玖　苤　跡**/font>雖徒以口舌成之，而攘夷覆幕之師，在其前矣。使前日無賜血戰，則後之立憲，亦不能成。故知流血成河，死人如麻，為立憲所無可幸免者。長素亦知其無可幸免；于是遷就其說以自文，謂以君權變法，則歐美之政術器藝，可數年而盡舉之。夫如是，則固君權專制也，非立憲也。"（同上）這是章太炎非常可貴的認識和原則。

立憲也要革命；就是說，立憲不等于不民變，不亂動或者動亂， 中國尤然。因為，日本政治和王朝萬世一系，正統和道統不發生問題。幕府和德川家康可以融王通政，做成"日本無革命"大隈重信語）說；卻還是會有倒幕戰爭于之前後（見大隈重信
《日本開國五十年史》）。中國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統道統失，造反有理。所以，立憲無原則，革命有根據。就會立憲也好，革命也好，弄到一鍋燴主義。而歷史真實如此；不管康，章如何延說其論。所以，孑然分開立憲＝好事，不流血；革命＝壞事，流血----是為稚**之見，主觀之見----是一個和贊成痞子邉泳褪侵袊幕髁x革命說之看法同；是為巨謬！章太炎說，"豈有立憲之世一人獨聖于上，而天下皆生番野蠻者哉？"我們說，立憲之世，豈有一黨專政，而猶之？

其實，章太炎也是知道立憲憲政之本義和要害的。 唐振常先生在其文章里有一個引述。他摘章絳（太炎）說，"'代議政體者'，封建之變相，其上置貴族院，非承封建者非為也。民主之國，雖代以元老，蛻化而形猶在。其在下院，《周禮》有外朝詢庶民，慮非家至而人見之也，亦當選其得民者，以叩帝閽。""司法不以元首陪屬，（！！！）其長官與總統敵體（想起大隈，阪垣為敵國論----自立加），官府之處分，吏民之訴訟，皆主之（長官；代議者主之----自立加）。雖總統有罪，得逮之罷黜，所以防比周也。"（見章太炎
《代議然否論》----其與《秦政記》之君相制衡論，有互補效果----自立加）

唐先生說，"這可以和《秦政記》所說的持法相比附︰' 守府故亦持法'；人主獨貴者，政亦獨制。雖獨制，必以持法為齊。"（《論章太炎》））

唐振常先生說，他認為，所以秦政記和代議制或為一談。 實際上是這樣。秦政以來到清明以前之君相制衡，本來就是一種君權制衡論和廢黜地方自治論；而日本和非封建以後之中國，視圖兩端。一為藩宗，一為郡縣。後，又掉個，日本為廢藩置縣，中國為極權專制。表面上都是中央集權；但是，表里皆不一，實屬不一而論。在這個前提下，章太炎肯定秦制，只是（也許！）從君相制衡角度，附會代議制上、下，王、官之間的（也許！）等同之制衡。唐先生否之，在1978年，可解。所以，重要的是說到"司法不以元首陪屬"之至關要則。這個東西現在說，就是（共）黨不能凌駕法律之上，是也。（至于章言秦政作用問題，向來爭議，不作定結。）這樣，章太炎之立憲說和革命說，掛一漏萬地摘要于茲，或許還有大憾于茲。要讀者補充。

二是，章太炎反對袁世凱要他歸順而大責︰" 某憶元年四月八日之誓詞，言猶在耳。公今忽萌野心，妄僭天位，非惟國民之叛逆，抑且清室之罪人。某困處京師，生不如死。但公冀公見我書，予以極刑，較當日死于滿清惡官僚之手，猶有榮耀"。魯迅亦評章說︰"考其生平，以大勛章作扇墜，臨總統府之門，大詬袁世凱的包藏禍心者，並世無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者，並世亦無第二人︰這才是先哲的精神，後生的楷範。"（《魯迅全集》）

三為，章太炎主張的反對赤化邉樱翢o不對可言， 是完全值得肯定的做法。于是，從另外一個角度觀察，無論是孫文還是蔣介石，都是秉承革命加傳統的做法，實行對于專制主義政治的解構----解構之所謂，就是結構加批判----不是毛主義破壞到底。我們說，國學大師章太炎在這方面無疑不是破舊立新之毛主義者，無疑不是德莫克拉僦髁x者，無疑不是極權主義人治論和認知論的禍首。這個禍首，恰巧是孫文引進的共產黨。這是最為明確不過的事情。

由此做出的分野就是，我們看待暴力主義的內涵， 要有一個同樣的細讀和分析。
一般而言之法國革命，確實是殺人盈野，血流成河。我們在龔古爾，柏克和夏多布里昂的書里每每見得。這是不爭的事實與觀點。但是，法國革命之所以依然是一個阿倫特肯定的革命，就在于她的殺人和暴力，換取了對于法國民主制度的建立。其提出的自由，平等，博愛，業已成為人類自聖經面世以來再一種普世價值論。其後革命時期產生的----為康有為不知道的，夏多布里昂所總結的︰我們既不要極端皇權，也不要極端革命----使得後革命復闢時期，產生了文化復興意義上的巨大反思。這個反思，一改暴力萬能論而走向拿破侖法典意義上的宗教重建和法治重建。這個革命，最後還是回到一如英國革命那樣的階級調和論和憲政調試論；也就是說，革命不免暴力（英國人，弒君者克倫威爾，被思想界和輿論摒棄），但是，要看暴力換取什麼和暴力如何不可以避免----如果君王調試了自身的位階和權利，革命本來可以不發生----如果所謂舊體制一味進行經濟改變而不進行政治改變，就會產生托克維爾所謂舊制度與大革命之關系----也就是說，革命常常是在經濟變革之初最容易發生（這是托氏總結美國和法國革命的經驗之談）。

英國革命並未因為她是"大憲章"之發軔國而得以避免；法國， 也沒有因為她早在十五、六世紀就實行地方議會議員制度而規避得了（見夏氏《墓後回憶錄》），他們都因為統治皇權的去留不決，而發生暴動。

英國革命，法國革命前後之皇室，議會，人民之間的較逐， 本來就是革命前各階級較逐的延續----也同樣是西方之所謂自由市，自由邦甚至漢撒同盟之類獨立經濟政治實體師範之經驗所得（見亞當.斯密
《原富》）----所以，一如法國革命萌芽于百科全書之理念，英國革命卻繼續他們"第四階級"之幫襯，使得國家的制衡與建設革命攻成（見孟德斯鳩論述英國暴民第四階級之文字）。所以，英國革命和法國革命，成為正面革命的理由，不能簡單到認為其流血和屠戮，就予以否定和歪曲之地步。恰恰是參照了這種革命，而非那種革命----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革命，才日益變成正面暴力和罪惡暴力之分野的歷史。


三，專制主義與革命和極權主義與無革命


在另外一個層面，革命對于文化傳統的解構，如果確是解構， 就含有解構一詞本身涵涉的不全破壞和結構其中之應有之義。這一點，純粹暴力革命之列寧和毛不懂，眼下言革命、必誹者，亦充滿偏見。章氏所謂進行革命，光復舊物，本來就是不進行"文革"----是一個創建----完全不同于毛主席思維。以下冗援助例----

"章太炎的革命思想主要在于光復舊物，因此非常重視國粹的保存。 他認為中國國粹的淪亡，文學學術的窳敗，主要是因為宋以後文人不再講究'小學'而濫用語言文字的結果，'又且文辭的根本，全在文字，唐代以前，文人都通小學，所以文章優美，能動感情。兩宋以後，小學漸衰，一切名詞術語，都是亂攪亂用，也沒有絲毫可以動人之處'，'可惜小學日衰，文辭也不成個樣子。若是提倡小學，能夠達到文學復古的時候，這愛國保種的力量，不由你不偉大的。'"（郜元寶
《看章太炎如何罵人》）

"古人對于文字，形聲義三者，同一重視。"是為《國學講演錄》 之要義；關乎于此，在白話和新詩里，形聲義三者或廢有二；就是錢鐘書所謂"稚**之見"矣！（"早在《談藝錄》中即析曰，'立文之通三︰曰形文，曰聲文，曰情文。'他又說，'按
Ezra Pound（龐德）論詩文三類，曰 Phanopoeia，曰 Melopoeia，曰
Logopoeia，與此詞義全同。'錢先生在此把詩歌創作的三元素說得一清二楚。關于'聲文'之特點，他又引用了李賀的諸多詩句，說明詩歌用字在發音上極為考究，不是只以會意取勝稱妙的。外國詩人，他則以法國的戈蒂埃等舉例。"（見鄙文
《東西方誤解漢詩析》）到了新華體和毛體，更加不堪于行文，于思維，成了沒有形式的內容和沒有內容的形式。這些文化觀，皆說明章氏的先見之明，全無瘋子和德莫克拉僦z，而不贅。

至于章瘋子《謝本師》一例， 更是說明章氏並不是不懂長幼尊卑之妄人；在其師過去以後再講話。只是他還是要堅持不同于老師之觀點而已----其言，"何恩于虜，而懇懇遮蔽其惡？"可以算是他的"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亞里士多德語）之證。
在此文化層次，章太炎更加說不上是一個極端文化涂炭者；原因就是他的文化觀和國學觀仍是秉承傳統之說。我們前此說明中國體制里的君權限制論；現在又說到文化傳統論。章太炎在文化傳統論上，秉承了中國文化因襲的良幣，自不待言。而所謂革命和極權之雙面刀，正好在這兩個面向上，互補為害，雙向罹禍。中國封建之除，恰好成為極權中央之先例；而又不能實行民主之自治于集權；成了或者一收就死，或者一放就亂的軍政體系。所以，極權主義收攏了這個封建，卻把洗澡水和小孩子一齊廢置。在此層面，極權主義一則反對傳統，像毛；一則繼承所謂偏致之傳統，或言負傳統，如納粹，如毛。這樣，章太炎之革命，起碼在文化、"小學"方面，無此之嫌，倒是和康氏之君限制度；他亦鼓吹三權分立等----見康有為
《應詔統籌全局書》，暗通款曲，殊途同歸。康氏雲，"近泰西政論，皆言三權。有議政之官，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官。三權立而後政體備。以我朝論之，皇上則為元首，百體所從，軍機號為政府，出納王命。然跪對頃刻，未能肿h，但為喉舌之司，未當論思之寄。若部司督撫，僅為行政之官。譬于手足，但供奔馳，豈預，肿h！且部臣以守例為職，而以新政與之議，事既違例，勢必反駁而已，安有以手足而參珠嘣眨�"

這個手足不授猷，就是要求參政議政權利；即"司法不以元首陪屬" 。
康，章觀念實同！這難道不是耐人尋味的嗎？

所謂革命反倒極權，從理論和文化意義上講，就是滅絕文化； 章氏反其道而行之，成了反對之反，也耐人尋味。其間，中國文化，一直以來，有皇權，有封建，有民國，而不滅，就是不是極權，而是專制。所以，即便在明清兩際，也是出現了海瑞和張居正這樣的良臣----試問，毛主席時代有沒有毛諫和"一條鞭法"（章太炎頗贊其法；見《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削弱權貴勢力呢？（文革除外，是為了另一個政變經）。所以，章太炎可以口出狂言，但是，人們不單要看其言，還要觀其言之整體，之真相，之傳統風格如何，如之何！這一點，事關重要。所以，即便在最為瘋狂的前世文人中間，真正做到數典忘祖和凌辱文化者，幾乎不見，章氏亦函其中。只有到了毛，才真正是瘋子痞子和魔鬼，真正做到暴殄天物，滅絕人性。章氏革命論，差得遠了！所以，不要一看到章太炎，就生氣；沒有什麼好氣，還是氣毛，氣共，氣極權吧！

從這個歷史梳理得出的結論是， 極權主義政權不包括在革命與否這個範式的涵蓋之中。我們的意思是，英國革命也好，法國革命也罷，加上美國革命（她具有一般意義上的獨立邉又畠群庠O），都是發生在革命對峙專制而非極權之過程里。換言之，專制之法國，之太陽王，之拿破侖，不是沒有任何民主自由因子的絕對黑暗政權。其專制主義和革命資源，產生的互相含涉的關系，產生革命可能性的一種必然；換一種通俗說法，印度甘地革命之所以成功，就是因為英國憲政的因素，使得甘地可以利用之，通融之和證據之。就是說，法國革命和英國革命本身，是革命前產生了政治載體（自由主義）和革命理念（百科全書，盧梭主義等等）使然；專制文化，專制政治、政權，是一個革命發生的"根據地"；菲德列大帝之德國和俾斯麥主義之普魯士，都為專制＋民主或可兼備之政權，從而產生某種或可無形，或可有形之革命。我們一再說過之俾斯麥"要為反對黨架設金橋"之說法，和英國憲章，法國意志（普遍意志----）都是革命產生于茲，民主產生于茲和人民革命產生于茲的、革命前洗禮之證據----沒有沒有革命資源的革命，可以發生。舊制度本身，如果她還稍稍具備一點點人性和自由，革命就可以發生，進步就可以期待。所以，革命究為何物，就是革命對象、王朝諸公和革命人士，一舉並推之暴力。

在法國革命里，不是羅伯斯庇爾和他的黨人，一再屠戮其他， 而是屠戮羅氏本人在內的，各個派別和力量輪流殺人----這是一種殘暴，卻也同樣是一種自由----這個自由，嚴重對峙了斯大林和毛澤東一個人殺死所有人，所有派別的革命----也同樣區隔了以階級定位，殺死其他階級的定位。這是俄國革命，中國革命不同于英法革命之要則，不可不察！所以，專制主義和革命產生的聯姻，就是我們認可革命通則的理由。這個理由在遭遇極權主義政府的時候，失效，失序，失敗！因為，專制主義和極權主義之大區隔，就在于專制，沒有消滅或者盡數消滅革命資源，革命人氣和革命潛能----而極權主義，消滅之，盡數消滅之，使得暴力成為政權暴力之唯一
----而換言之，政權暴力並不以你不峙暴力而可以須臾改換成為非暴力。于是，革命難題，對于我們，成為暴力不選擇，那麼，選擇什麼，就成為選擇非暴力是不是可以成立或者可以奏效之問！亦不可不考！（章太炎和吳稚暉皆因《甦報》案牽涉其中。關于何以清廷不抓吳稚暉，大概原因就是其官員（俞明震其人其弟與革命者之關系）和革命黨人之瓜葛，之融動，呈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局面----也是專制主義和革命資源，產生的互相含涉的關系，產生革命可能性的一種必然----極權主義中人或有此兩面派乎？）

最後，我們同意這種說法，革命，是踢開一扇腐朽之門。

換言之，如果革命，是進入一扇腐朽之門，那就是反革命！


原載《北京之春》作者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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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為的政改邏輯


作者 : 劉自立


蕭公權先生有兩本書在內地或有大反響。一本是其《中國政治思想史》，一本是其《康有為思想研究》。此書七十年代出版。是汪榮祖先生中**之。其中關于康有為思想尤其是政治改革論，道說細膩，觀念清晰，尤其是涉及大歷史框架，更是折射了當時正在進行文革之中國人的悲哀——他們對于皇上一人獨權，全國瘋狂的局面，並不是在進行什麼革命，而是全部進入瘋人院矣！出現這樣的局面，康有為或無預料，但是，早間辜鴻銘之所謂德莫克拉僬f，業已給這樣一個局面以大證實。所謂痞子邉邮沟猛鯂S文化絕望，陳寅恪怨婦悲悼，都是說得這個既不是憲政、也不是革命之歷史荒誕主義。所以，眼下人們討論很多憲政與暴力區隔之問題，卻少有顧及這個憲政之不是憲政；這個革命之不是革命之悖謬！也就是說，康有為之光緒主義，孫文和毛之革命，還是半個憲政、半個革命，從理論上和實際上講，就連半個也不是。所以，蕭先生在置評1932年憲政研討以後明確不過地說——


說康氏漸進主義失敗，就認為他“不取突進革命，……則毫不正確。 再者，我們不應該忽視，盡管他對未成熟的共和表示疑慮不安，他曾諔┑叵鄮椭駠晒Α搿梢灾涑晒Γ�

“同樣的，孫氏最初對共和的熱望也被後來的事實所沮喪。 1917年他以護法之師以抗北方軍閥。1924年他興師北伐，最後終于有國民革命軍的勝利。此實為十二年前他所參與建立的多難共和的結束。中國的第二共和始于1928年南京政府的建立。民國政府重新肯定他的訓政之說，以國民形憲準備。共和立憲于1932年再度提出，但逆境于共產黨的威脅和日本人的侵略致使長期未能實行。最後，國民大會于1947年元旦頒布。但時已不我予，毛澤東不久在中國大陸實行他的‘新民主主義’。1947年的憲法對在大陸的中國人而言。是否為另一引人的希望呢？”（見《康有為思想研究》）

他這個說明，就是現在未完成式（台灣除外）；是說， 中國之康氏改革和孫文革命，還是一半主義，並不完結——從悲觀主義說，是只有半桶水；從樂觀主義說，是有了半桶水——究竟是悲觀還是樂觀？又要從眼下中國人對于皇權改造和黨之改造（！？）入手。康有為主義，按照蕭先生說法，就是支持光緒，規避革命，逐漸民主。這條道路好像溫文爾雅，實際是夢想——現實和邏輯都錯！蕭先生一言蔽之，因為君主立憲之英國民主憲政傳統不沾中國邊際！故康觀點大誤！康有為之所以說英國，是因為其君主人在，卻可以心死——清末事情是人還在，心可死之問題嗎？不是。康有為不如汪大燮。汪氏英國事情看得很明確。因為他看到英國政治之反對黨因素，就是他說的︰亂黨因素——告誡光緒和慈溪不可以仿制之——而考憲一班人馬，都要學習德日，說是王權既在，民權亦存——就是不提亂黨問題。所以，考憲一大陣，形同盲瞽。反而言之，康有為不提及亂黨之正面因素；章太炎好像也不重識——他只是要法家約束王權，卻不想，“秦以來，凡帝王者，皆僖病保ㄌ普缯Z）之真諦。如果我們看重帝王權限論，看重清官挾制論和三省封駁論，我們卻也不好完全否定唐甄主義——因為那是一個全局，基本情形——也就是中國政治制度之半個有效性所致。光緒氏乎僖玻窟@個問題，也是一個似是而非之問。就像我們考證貞觀之治和漢文、景之治，是不是皇為僖仓畣枺且粋�假問題。為何？因為關鍵就是其沒有可持續性結果。我們說過，歷史是一個整個過程之歷史。所以，切下一刀，說，這個一刀主義好，就是否認了其他霉爛，潰爛，稀爛之歷史。沒有可以還原的貞觀之治和文景之治——只有覆滅之之治，之歷史。于是，總體上說，王，僖玻〔徊睿徽`，為確！從來就有這樣的說法︰君主“獨制天下而無所制”（李斯語）。現在，光緒和康氏要制度了，行嗎？就像現在另外一個皇上黨要制度了，行嗎？

康有為的政治保皇和反後（慈禧）觀點， 據說是民權漸進主義的一個序曲。那麼，民權和亂黨，
革命之間究竟又是什麼關系？現在所謂維權邉拥恼魏x，是不是取消所謂政黨政治，取消反對黨政治，即取消“亂黨”政治，成為民權是不是真民權之標尺——我們前次多次引述的德國或者日本憲政邉又疤岍U多黨競爭的存在——是為一個關鍵；換言之，康有為可以成為虛君政治或者皇上政治（反對帝後政治）的鼓吹者，但是，他如果不知道政黨政治乃憲政邉又疤幔蝗绲聡毡镜龋屈N，其民權操作就變得十分虛妄和虛偽起來。這是一個十分突出的矛盾。也就是說，憲政邉又當硣瑪郴剩瑪吵ⅲ仨毘蔀檎蔚膶嶋H存在。舍此“敵國”之存在，民權，精英和代議制政治，即同虛置，毫無意義。在此意義上，康有為可以是暴力革命之反對者，卻也可以是民國初創的擁戴者，或者一直到1932年以前之民國草創憲政的追隨者，但是，康氏和很多中國憲政主義者一樣，輕視了政黨政治——也就是慈溪之類謂之為亂黨政治的民主要素，中國民主，中國憲政，就不但不能實現，而且會發展到民瘋和德莫克拉僦髁x。這是歷史的證明。而西方憲政的規避革命和一黨坐大，一皇坐大，甚至議會坐大，人民坐大，即是其實行多黨制衡主義。這是十分清楚的歷史，十分清楚的事實。故此，康有為和他那個時代的人們之所以忽視這個問題，也是他們還是陌生憲政實質，選擇于有利于朝廷之憲政，不利于民權之憲政之故。

于是，接踵而來的判斷是，無論是康還是章（絳）， 都是沒有看到多黨問題的半個妄人。只是其采納的政治形式不同︰章太炎是革命者，他主張的敵國是革命論——少于考量轉變敵黨為多黨——當然，他對于孫黨之不滿意暗含著多黨存在論；康氏則幾乎把希望全部寄托在光緒身上，而根本不知道在明治時代，所謂阪垣和大隈之敵國反對黨之被容納，之被入閣，之被政治常識化。這個區隔，章太炎和康氏一樣不重視，予以罔顧。這樣一來，中國保皇和革命問題，因為沒有政黨政治的前提而虛議一場，到頭來還是對于民主顧左右而言他！甚而言之，康有為之保皇和支持民六復闢，乃是他上俅熨去的愛屋及烏主義的大墮落（可惜，支持張勛復闢的不止是康有為，還有陳寅恪等）。所以，就像一黨主義者一樣，上俅熨去——他們一直到今天還是緊緊抱住一黨主義中所謂“好黨”論緊不撒手。這是中國文化人的一個特色。如果說，光緒還是值得支持的話，那麼，張勛和袁世凱難道還是值得支持之乎？如果所謂專制主義可以為共產黨反對，成為共產黨反對之之證據；那麼，共產黨本身造就的極權主義仍然是可以支持，可以幻覺，可以擁戴之乎！于是，一個皇上不可以反，和一個共產黨也不可以反的順民心結，正在逐步轉換成為斯德哥爾摩綜合癥，而無可藥救！康有為的皇上萬能論，不能改觀其實皇上是不可藥救之阿斗——現在的黨救、黨論，如出一轍。

（所以，在這個層面上，還是章太炎說得好︰他說，“ 吾觀長素二十年中，變易多矣。始孫文倡義于廣州，長素嘗遣陳千秋、林奎往，密與通情。及建設保國會，亦言保中國、不保大清，斯固志在革命者。未幾，瞑瞞于富貴利祿，而欲與素志調和，于是戊戌柄政，始有變法之議。事敗亡命，作衣帶詔，立保皇會，以結人心。然庚子漢口之役，猶以借遵皇權，密約唐才常等，卒為張之洞所發。當是時，素志尚在，未盡澌滅也。唐氏既亡，保皇會亦漸潰散。長素自知革命之不成，則又瞑瞞于富貴利祿，而今之得此，非若疇昔之易，于是宣布是書，其志豈果在保皇立憲耶？亦使滿人聞之，而曰長素固忠貞不貳，竭力致死以保我滿洲者，而向之所傳，借遵皇權保中國不保大清諸語，是皆人之所以誣長素者，而非長素故有是言也。榮祿既死，那拉亦耄，載?春秋方壯，他日復闢，必有其期，而滿洲之新起柄政者，其勢力權借或不如榮祿諸奸，則工部主事可以起復，雖內閣軍機之位，亦可以覬覦矣。長素固雲︰窮達一節，不變塞焉。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抑吾有為長素憂者，蛫儴?*　椋　┐　諶思洌　兩裎窗　**/font> 陳千秋雖死，孫文、林奎尚在；唐才常雖死，張之洞尚在；保國會之微言不著竹帛，而入會諸公尚在；其足以證明長素之有志革命者，不可件舉，雖滿人之愚蒙，亦未必遽為長素欺也。嗚呼哀哉！‘南海聖人’，多方善療，而梧鼠之技，不過于五，亦有時而窮矣。滿人既不可欺，富貴既不可復，而反使炎、黃遺冑受其蒙蔽，而緩于自立之圖。惜乎！己既自迷，又使他人淪陷，豈直二缶鐘惑而已乎！此吾所以不得不為之辨也。

“若長素能躍然祗悔，奮厲朝氣，內量資望，外審時勢， 以長素魁壘耆碩之譽聞于禹域，而弟子亦多言革命者，少一轉移，不失為素王玄聖。後王有作，宣昭國光，則長素之像屹立于星霧，長素之書尊藏于石室，長素之跡葆覆于金塔，長素之器配崇于銅柱，抑亦可以尉薦矣。借曰死權之念，過于殉名，少安無躁，以待新皇。雖長素已槁項黃馘，卓茂之尊榮，許靖之優養，猶可無操左契而獲之，以視名實俱喪，為天下笑者何如哉？”（章太炎《駁康有為論革命書》））

那麼，接下來的政治邏輯應該如何發展呢？

這個政治邏輯就是，回到既不是康有為的漸進主義， 也不是章太炎的急進主義，而是踏踏實實地營造一種反對力量，而在政治演進上逐步做到德國和日本之反對黨的歷史和踐行——從中找到制衡于皇上＋共產黨的、那種實質性反對力量，也就是憲政主義的制衡根本訴求——而如何產生反對黨，又是一個無解之問；是先有黨，還是先有政？是革命產生黨，還是黨產生革命/改革（沒有反對黨的改革，不是改革）——憲政主義不是君權下授，也不是民權、民粹（“數人頭”常會導致“多數暴政”——蕭先生有此看法），而是各種反對力量的出現和制衡——中國歷史上有限的君相制衡主義，政教制衡主義和文化制衡主義（儒學至上）等等相對論，可茲使用，發揚光大，以產生真正的歷史拿來主義和西化，化西主義之結合——康有為之“綜合論”（亦見蕭公權書文），中西比附論甚至其“大同”論，其實卻很少顧及于此；然而，所有這些都是有待創造而不是有待繼承之課題。難就難在這里！于是，大背景下，清末很多課題之研討，轉化成為中國政治現在進行時的關注。這些課題內在的聯系十分要緊︰一皇改制，萬眾歡迎的康有為主義，正在轉變成為一黨政改，亦萬眾歡迎之大期待，大幻滅，大忽悠。這是我們研究康有為，研究章太炎之要則——否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關照，不是盡數落空了嗎？民主問題其實是一個文化問題。希臘民主與之其經濟發展，難道直接關系乎？自由市，自由邦，難道也是經濟發展的唯一產物？“民主不可能隨叫隨到，即使最有決心的改革派和革命派也難立致。如果歷史提供線索，建立民主的捷徑，除了良好的環境與領袖外，要有許多像1775年在美國殖民地爭取自治的普雷斯頓隊長一樣的農民，雖然他們從未听到哈林頓。薛地尼、洛克等人倡導的‘自由真諦’。”（同上）（這里提出的問題又直接關涉到下一個問題，革命黨是否在推翻專制以後可以建立民主——這個為康有為提出的“訓政”概念——如何成為孫文、蔣介石的專制——又如何成為毛澤東的極權？這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所以，中國本來沒有民主，改革和革命後會不會有之？也是懸念； 要看革命或者改革以後的文化綜合論如何發展光大之。是一個深刻的含義。

于是，民主演進和急迫之悖論再現。迄今無解？“ 從1898年到1948年，中國政治中的一個不愉快的事實未嘗改變︰大部分的人民未習于民主。陳獨秀在《駁康有為共和評議》中，承認此一事實，而懷疑可用共和主義和憲政主義來實施民主。……

“陳氏不久即提出‘德先生’和‘賽’先生而向馬克思主義尋求‘ 真理’。事實上，時代背景為共產主義的勝利鋪路。國家分裂，軍閥混戰，外國侵略，加上一般民眾政治水準的落後，都給毛澤東幫了大忙。”其間關鍵之處猶是，“對已經習慣于民主方式論事的西方人而言，民主（不論是君憲或民憲）可經由‘開明專制’（據說是梁啟超發明此詞）或訓政的過渡來達成的想法，不免令人覺得奇怪。他們有時會忘記近代西方民主傳統是經由緩慢、有時甚為曲折的演變而來，而忽視中國在幾千年專制政體下停滯不前，仍是一落後國家，必須從頭建立民主的習慣制度。在中國少數知道一些西方政治史並見到政治近代化在自己國家急需的人（如康、孫），已不能期待，或寄望慢慢演變，不可避免地他們有了難題；要在既無需求也無能力自治的人民中間建立‘民治’。他們對此‘中國的困惑’唯一解決之道乃是由精英分子來訓練人民如何民主。因此，這一看似奇怪的方式從歷史上看是可以理解的。”（同上）

這個觀念的突出疑問是，“ 他們有時會忘記近代西方民主傳統是經由緩慢、有時甚為曲折的演變而來，而忽視中國在幾千年專制政體下停滯不前，仍是一落後國家，必須從頭建立民主的習慣制度”——要慢到何時？多少時間，是一個準確的過程？這個過程前接專制，後接民主，中間操作如何？是不是現在政權中人所言，要百年、至多不少？其間，蕭先生介紹了民權主義和國家主義之分野，說明了問題的另一個側面——康有為一貫相信“聖王魔力”，並假民權于皇權——雖然有籍時日，仍會還政于民；卻在支持張勛復闢時期露餡兒——其漸進民權化，業已成了非君不立，非君不憲；就是國家主義之極端了（西方民權代替國權，也是一個復雜的過程。可見馬基雅維利和黑格爾國家主義論述，轉向自由主義，個人主義論述之政治學史料。等等。）二，精英傳輸民主，不單孫文，康氏如此言，就連約翰.穆勒也是這樣說過（見其《代議制政府》）；而馬克思主義就將其自身說成是（ID）由他們這些“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向勞動群眾灌輸馬克思主義——因為工人只能自輸無政府工團主義（見列寧語）——而現在，孫文、康氏皆去也，誰來灌輸？灌輸什麼？誰是現在的“精英”？精英和民，和主，又該如何分野？——這些枉道從勢者，難道可一日改為枉勢從道乎？——還是草根階層的直接意識、革命意識？民粹或者無政府工團主義意識？相反，古代希臘民主，卻是相反；他們的反對精英原則十分明顯；出頭之精英或有流放之險。于是，近代民主的精英政治，本來就是一個轉化為獨裁的半個溫床；只有黨政制衡，方可避免。三，現在，中國人據說業已崛起，沒有了“國家分裂，軍閥混戰，外國侵略”，而民主亦遙遙無期。這一情勢又該如何解讀？是不是中國特色，全部、徹底、干淨轉換成為不要普世價值？

其實，我們發現的問題癥結根本不在于此。

要言之，孫文，康、章等人面臨的封建王朝，說到底， 是一個尚有可塑性的歷來專制主義之政府。專制主義之所以不可以拿來為極權主義所用，是由其據。根本一個證據，就是專制主義和破壞，起義，造反本來就是雙面一體——或者叫做“超穩定結構”——可以說，專制之顛覆勝敗蕭何，是一個怪體雙頭鷹——這是革命產生于茲，專制產生亦于茲之千年局面——而極權主義，甦俄主義一旦進來，事情本質發生了孫文，康章都無法解釋和決斷之問題。因為極權主義之于民主，比起專制主義之于民主，更是遙遙無期。所謂革命資源一掃殆盡，是其特征——憲政與革命，更加困難——
一向所說，清末改制，民國自由，都是民主尚存而罕見，不是不見之結局。清末報紙，民黨，團契之存在，我們說過很多——民國也是如此——而毛國，則非也！于是，在沒有清楚專制如何走向民主，是急迫還是慢進問題沒有解決之前，又跑出來一個比較皇權和孫文、蔣介石政權更加獨裁之政權。于是，民主問題，就不是比照孫文、康氏時代之問題可以參照，可以藍本之模式了。所謂，更懷的，代替較壞的，成為事實——與歷史前提，歷史事實迥然而非。所以，這個問題沒有解決，那個問題接踵而至。是為問題加上問題。所以，輕率說革命好，于章太炎——或者說，革命不好，于康有為——都是針對專制而不是針對極權——這難道可以忽視不管嗎？托克維爾所謂舊制度與大革命之觀點，或許可以用來解釋法國革命，未必可以解釋未來之“中國革命”！中國革命或者中國改革（不是鄧革，是真正的改革），或許在理論上和實際上都是人們根本沒有成熟考慮之課題。

故此，一要解釋，在清末，民主如何演進之時間性問題； 要解釋灌輸，革命，領袖和人民之間之互動與牽制之要；要解決民主之啟發民智，民智之促成民主之雞與蛋之問，也要關注這個甦維埃主義對于國人的荼毒帶來的民主變民粹，科學變武器之武器不批判主義。等等。

當然，還有一個西方國家民主和資本齟齬其間的中國市場問題， 加入進來，做成兩難復雜局面。

思考歷史是對的。但是，思考的參照系，應該是歷史和今天—— 不然，我們談論歷史，為了什麼？


原載《縱覽中國》/此刊有補充——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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