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拓文化-華裔作家倉頡之後：西語中國作家開拓文化新邊疆
來源-趙毅衡 020510



且問，倉頡造字，何以鬼神夜哭？ 不得不哭。文字是中國文化的破壞性開端，這些不懂中文的鬼鬼神神從此都被攔在中國文化之外。此後，孔子才能壯起膽子建議：敬鬼神而遠之。

這個開場，不是故作邪噱之筆。下文可以看到，多少個千年過去，內外還是有別，鬼神還留在化外之境。 中文，中國文化之本。文化者，文而化之；文明者，文而明之；文壇者，文而談之－－哪能離得開一個文字？

看一下歷史上獲鹿中原的蠻夷之族，大半消失。中外學者都說是中華文化了不起－－征服被征服者。我看卻是這些民族著了個致命的誘惑：中文。拓跋建立北魏，改性"元"，拓跋銷聲匿跡；沙陀接受漢姓，做了幾朝皇帝，從歷史上失蹤；康熙弘揚中文，如今剩幾個滿人伶俜？還是蒙古人明白，才得退居漠北。

難道條條道路通中文，沒有反向交通？降胡的李陵，迫嫁的文姬，就不說匈奴話？仕於北齊的顏之推，就記載當時漢士人讓子孫學鮮卑語，可以服侍貴人。只是，中國人會蠻舌者，寫"文學"還是中文：李陵致蘇武，用的是五言；胡笳十八拍，唱的胡語，錄下是中文（說是偽托，托的也是中文）；歷代文人中，據說李白外語能力第一，他寫詩倚馬立就，詩文中卻難見西域借詞，可見中文之風雨不透。於是千古一文，統統國粹。

以上牽扯，很切題，因為關係到"中國文學"的定義。 我一向堅持，中國文學，不只是中國的文學，而是"文化中國"的文學。而文化中國的版圖，就是使用中文的範圍。因此，中國文學，就是"中文文學"，作者的國籍血統籍貫住處經歷等等，一概是其次的事。這定義，幹而脆之，不纏鬥，不戀戰。偏偏一乾脆，就會面臨挑戰。首先，不用本國語言寫作，是否就開除文化國籍了呢？不是，要看這個語言是否該民族的文化語言。

Arundhati Roy 是否印度作家？是。因為英語是印度的文化語言之一。 Wole
Soyinka是否尼日利亞作家？是。因為英語是尼日利亞的文化語言之一。
同例，韓素音不是中國作家，康拉德不是波蘭作家，納波可夫是半個美國作家，貝克特是半個法國作家。 反過來，日本朝鮮越南，現代之前，一直有用中文寫作的文人雅士。他們寫的是不是中國文學？不是，因為那時中文是這些民族的文化語言之一。再反過來，如今用中文寫作的韓國詩人許世旭，寫的就是中國文學作品，不是韓國文學作品。因為現在中文已經不是韓國的文化語言。

林語堂是否中國作家？是，林語堂的中文作品是中國文學。不是，他的英語作品不是，因為英語不是文化中國的語言。我在去年一文中詳細舉例說明：林語堂漂亮的中文小品，完全無法翻譯成英語，他的英語作品，譯成中文，哪怕他自己譯，也拗口得很，實在見不到妙處。這不是貶低林語堂，而是讚譽：無法翻譯，是語言之至美。中英雙美，林語堂千古一人。

話說到這裡，也就夠了。不料天下事不如意常八九。根本而論，文學不只是文字。文學是作家個體經驗的洩露，是他的生活感受帶意圖性的投射。據說到後現代，主體已經消解，恐怕只是在後批評家的闡釋遊戲裡消解。我們經常見到的是主體遍體鱗傷，到寫作中嘔心瀝血；或志得意滿，衣暹�鄉到文字裡。

說主體，不是"我"站出來說話。我們現在有太多的自傳，尤其是中國大陸人的自傳。主體性如果沒有在藝術創作中轉化，只不過是直陳家事，那麼只是口述記錄而已。這些目前在歐美泛濫的中國人紀實文字，不在我們討論之列。
因此，我們必須解答：如果一個作家寫的是異國文字，表現的卻是中國生活氣質－－不僅是題材，而且是整個文化經驗－－那麼他的作品屬於哪一國文學呢？我這裡不是說的作家的出生原籍。出生於日本的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他的小說，例如他得布克獎的《長日徊光》(The Remains Of The Day)，以一個英國老僕看貴族生活，浸透了英國文化的精神，看不出什麼日本"民族性"。

這樣的例子，在東方民族作家中，極少。大部分東方作家的民族獨特性，是作品魅力所在。民族性有兩種：一是基因層次，家傳所得；一是體驗層次，經歷所得。任何僑民作家都有此二者，往往以其一為主。新移民作家，我稱為客居作家，他們與華裔作家的區別，在於"用"什麼語言長大。雖然他們現在用來寫作的語言相同，他們用來長大的語言不同，就自然留下語言所依存的文化印痕。在中文中長大的中國作家，比起在異國語中長大的中國作家，生活經驗的中國民族品格，肯定濃厚一些。 簡單化地歸類：華裔作家，寫的是居住國的少數民族文學。而客居作家。文化上並沒有真正"歸化"，他們的文字與經驗品格，在作品中產生強烈張力，他們的創作，往往是用英語寫的中國意識。

此處討論的不是一個抽象問題。我在舊金山灣區生活時，就明確感覺到華裔作家，與其他"亞裔"作家，頗為認同，因為同是黃皮膚，在美國社會中的種族感性，極為相似。不自報家門，分不出華裔越裔韓裔日裔。這些作家，與客居的華人作家群，各是一個圈子，很少有交流－－至少在八十年代是如此。語言雖通, 背景不同，深交極難，無法成為一個或友或敵的圈子。因此，真正落在既是中國文學，又是異國文學的邊界地帶，出了中國海關，卻還沒有完全進入外國海關，正在文化的不定狀態的雲霧中盤旋的，是用異國語言寫作的客居作家。我們或許可以稱他們為"異語作家"。

說到此，聽起來似乎是文化上的無家可歸，足以使作家精神分裂，實際卻不一定：特殊的經驗，語言的異位，很可能給藝術家更多的生機。多一道鐐銬，或許跳出更新奇的舞步。客居者文學，歷史與華裔文學一樣悠久。華裔作家的祖師母，是筆名水仙花（Sui Sin Far）的Edith Maude Eaton（1965－1914），父英國人，母中國人。因為異膚色通婚，十九世紀英國人大驚小怪。於是舉家移居美國，後轉加拿大蒙特利爾。水仙花的英文很流暢，中文大概就母親嘴裡聽來的幾個詞。作品有短篇集《春香夫人》（Mrs Spring Fragrance），並有自傳《水仙花：這半個血統作家的生涯》。她的視野主要是有中國血統的女子在西方的處境，她強調母親給她的中國文化精神之重要。在本世紀初年，可謂驚世駭俗。

客居文學的祖師母，來頭就大了：上世紀二十年代，德齡公主（Princess
Der－ling）用英語寫的的清宮秘典在西方大受歡迎。其父裕庚，曾歷任駐日駐歐欽差大臣。裕庚及其子女幫助戈迪葉（Judith Gautier）譯成影響遍西方的中國詩選《玉書》(Le Livre De Jade)，此事我曾在二十年前所作的《遠遊的詩神》(The Muse From Cathay)一書中加以考證。德齡算是光緒帝遠房表妹，據說本是選妃之列。光緒見而憐之，說"虧得沒有嫁給我這倒霉皇帝"。慈熹太后咸與維新時，選英法語純熟的德齡作了宮廷女官。說紀實說虛構，第三人稱與第一人稱混用，反正滿洲宮廷，事事新奇，又逢多事之秋，碰來碰去翻天大事。只要一一說來，就夠讓西人瞠目結舌。現在的客居作家，尤其是女作家，大半的書讀來都像德齡公主轉世，只是下凡了，不復精彩。

兩個祖師母，創造了兩種文學，還創造了兩種敘述模式。華裔作家，經驗中的中國，往往是草根性的：民間情趣，民俗遺風，民情故事。華裔文學重振旗鼓的路碑之作，湯婷婷1976年的《女戰士》，付標題就是《在鬼神中長大的童年回憶》（Memoir Of A Childhood Among Ghosts），一直到她最近的後現代式小說《孫行者》，也是從民間傳說演化開去。譚恩美1989年轟動一時的《喜福會》，故事落在一群打麻將的唐人街婦女身上，第二本書就急著給灶王爺找婆娘。情節當然只是表象：從這群作家的主體特徵來看，他們有個文化的"依母臍帶"，似乎這些作家，心裡都有一個會講故事的母親。

我並不是暗示華裔作家出身卑微，相反，當今華裔作家，如任璧蓮(Gish Jen)，程美蘭(Linda Ching Sledge)等，都有名校博士學位，而客居作家，成名前恐怕都洗過唐人街的盤子，等著成名的更多，至今在洗 。哪怕是男作家，例如曾經呼聲很高的英國作家提摩西茅（Timothy Mo），第一本小說《猴王》（Monkey
King）寫香港。其1982年成名作《酸甜》（Sour Sweet），對女性心理的擬摹，超出一般男作家的敏感。無怪乎美國作家雷祖威（David Wong Louie)抱怨說："我們好像不被看成是作家，而是人類學中的什麼主題"。

我說"依母臍帶"，還有一個佐證：華裔作家，往往弄不清他們究竟姓什麼。傑出的紐約詩人John Yau，我曾討教他的中國名字，他（請人？）用毛筆寫來二字：姚強。當然他既不名強，也不姓姚，應當姓邱，或尤。我不好意思糾正他。在我的譯詩集《兩條河的意圖》中，用了他自己提供的名字。歸根結底，他現在只是姓Yau，讓邱或尤老先生安息吧。其實，我把Mo譯成"茅"，而非"毛"或"莫"，是猜測。找不到他本人印證。他最後的兩本小說，1986年的《佔有島國》(An Insular Possesion)，寫東印度公司鴉片戰爭前，佔領香港的陰郑�1991年的《勇有餘》（The Redundancy Of Courage)，以東帝汶的宗教衝突與屠殺為背景，場面宏大，題材沉重，突破了華裔作家的藩籬。三次布克獎提名而未得，殊為可惜。我個人認為他比同輩的石黑一雄出色，邭鈪s遠不如。兩個人都想突破"民族性"局限：Mo走外線，走大氣派路子，石黑走內線，做婉約派。他們的經驗很有啟發，不過當另文為之。 對主流出版社失望之余，1995年Mo自己登記一個"無槳之舟"出版社（Paddleless Press），出版《在麵包樹大街烤黃爽》（Brownout On Bread fruit
Boulevard），寫歐美白人在菲律賓的行徑，倍受批評家讚賞，卻因無銷售網而無法維持。Timothy他原先供職於一家拳擊雜誌，四年前，放棄了文學生涯，離開英國。筆者百般打聽，無法知其下落。看來，走出"人類學"範疇的華裔作家，是要付出代價的。

沿用同一個邏輯，客居作家應當抱怨："我們好像不被看成是作家，而是政治學中的什麼主題"。這批作家，精英色彩很濃。我不是說德齡公主那樣的顯赫出身，而是作者的精神意識與社會歸屬。畢竟，中文之難，使中國社會一直是個文化分層嚴重的社會。

華裔小說突然興盛，是從湯婷婷1976年的《女勇士》起。可以說，是六十年代以美國黑人為首的少數民族權利邉樱瑔拘蚜巳A裔精神。追溯遠祖脈絡，也是回顧。而客居文學的傳統，卻綿延不斷，只要有中國文化人來西方，就會隨身帶來。 第一個中國英語詩人，1920年在美國出版《珠塔》（A Pagoda Of Jewels）的詩人Moon Kwan，看來是華裔青年，就學於落杉璣。我弄清中文名關文清後，依然無法尋找其蹤跡。最近讀電影史，才發現他後來回國主持上海聯華三廠，三十年代在香港創立大觀影片公司，是香港電影業鼻祖。鼎鼎大名，只是我沒有想到隔行去找。

二十年代後期，出現華人英語作家蔣希曾（H. T. Tsiang），他曾任職於孫中山辦公室，後來到美國攻讀。國民黨清黨時，在美國被捕，經杜威等人營救出獄。雖然以酒吧打工稚_始用英文寫作，1931年的《中國紅》（China Red)一書開始其普羅小說家生涯。同時，他在紐約從事民眾戲劇邉樱甏崞趶奈膲А＿@次我有了經驗，"跨學科研究"，到影劇人名錄中去找。果然發現他在好來塢做演員終其一生。

緊接著出現的名字，就盡人皆知了，三十年代的林語堂名震一時；四十年代初寫《花鼓歌》Flower Drum Song的黎鍝P，是著名語言學家黎逦跞值苤唬晃迨甏谟惺Y彝，在法國則有盛成，連張愛玲這樣的中文大師都用英文寫作；六十年代有韓素音的一系列小說，七十年代則是《自由中國》欽案犯聶華苓的《桑青與桃紅》，後來成為駐華外交界女主人包珀漪（Bette Bao Lord）的《春月》（Spring Moon）。由此雪球越滾越大，文革後，來了大陸留學生的西行大軍，於是雪崩之勢已成：我扳著指頭算，從中國文化區來的客居者，眾多詩人暫不數，用西文寫作出版的小說家，已有幾打之多。 如此寬廣的鋒面，擊中目標是必然的，多次的，脫穎而出的將不會是一個兩個。客居作家的主體性中，文化"依父臍帶"，難拆難解。他們的作品，對中國文化是直承式的－－他們大都是用西文寫中國故事。他們並不需要一個"會講故事的母親"作為文化遺產傳遞者，中國根深蒂固地長定在他們的體驗世界裡，不可能漠視。他們寫到的中國，不可避免是政治性的，現代中國本來就是政治中國－－中國的現代性，根本上說，是政治問題。我說的不是誰上台誰下台的權力政治，而是廣義的政治，生活的公眾性，也就是說，文化政治。

今年在美國最重要之一小說獎National Book Award的哈金，與得到法國最重要之一小說獎Prix Femina的程抱一，他們的作品就是好例。此二人的成就，應作專論，此處很難全面評價。不過我認為哈金的《等待》（Waiting），寫的不是離婚，他寫的是中國人過分的忍耐；程抱一《天一語》(Le Dit De Tianyi)寫的不是三角戀，而是理想主義的錯位。這兩部小說的悲愴旋律，靠中國文化政治史的背景協奏，才成為動人的主題。

德齡公主的書，不斷談到的是她的父親：裕庚在中國危亡之秋，曾協助恭親王主持最吃緊的軍機處，歷任最重要外交使節：中日開戰時任駐日公使，拳亂殺教民時任駐歐欽差，被巴黎抗議的暴民追打。她能放著這些精彩場面不寫，一味寫閨中瑣事？ 這是最遠的例子，再跟一個最近的例子：閔安琪以《紅杜鵑》(Red Azalea)的強烈私人性開始她的寫作生涯，第二部小說《Katherine》就沉入了中西文化衝突－－現代中國最使人困惑的文化政治問題。最近她剛寫完的近作《變成毛夫人》(Becoming Madame Mao)，則是寫二十世紀頭號政治女人江青的一生，反過來點出了《紅杜鵑》裡的同性戀，在文化革命的背景上，的確是個政治行為。我仔細查了幾遍，實在找不到幾個客居作家迷戀母親講的民間鬼神故事。可見，他們只是從倉頡與孔子跨出了半步，華裔作家則跨出了一整步，走出了邊界。

今後，這兩部分作家，不會再只聞標題名字，老死不相往來。FOB不可能永遠寫中國故事，ABC或BBC也不可能不走出母親傳奇。可以預見這兩部分文學，在今後十年，將漸漸匯合成一個更壯觀的文化現象。

回到本文開場：中國文學，是否即中文文學？我依然堅持作如此觀。這是文化中國唯一的穩固立足點，也是中國文化發展的堅持點。 但是，今日中國並不是漢族中心的第一千年，也不是只能靠"以文化夷"的第二千年。中國現代性的一大特徵，就是中外文化在各個領域中的滲透融合。以中文為基礎的中國文化，應當擁抱世界。這不僅是信心，這也是中國文化的唯一前行道路。第三千年的頭開得不錯：外語中國文學終於站住了，中國文學終於推開了中文的自我封閉。哈金與程抱一的傑出成就被英法主流批評界確認，中國文化明白無誤地已經延伸到異國文字中：中國人聰敏才智，用外語寫作的能力，在這個邊界區，已經繁花似澹钊四坎诲诮o。二千年後的蔡文姬，用胡語寫十八拍。

夏志清先生最近著文，認為"要二十一世紀的中文文學邁進一步，超過二十世紀的成就真是難上加難，我對中國人在海外從事英文創作……卻十分樂觀"。這意思是，今後的中國文學沒戲了，中國人用英文寫作，才是希望所在。夏先生的根據是："嚴肅文學的讀者愈來愈少，作者同讀者一樣對中國的古老傳統不感興趣，國文的根蒂也愈來愈差"。（見《明報月刊》2000年1期，24頁）對此，筆者不敢苟同。夏先生的觀察有道理，他的結論太悲觀。世界範圍的中文文壇，一直在產生越來越出色的作品。近二十年的中文文學，與世界上任何文學比較，都並不遜色。 但是，筆者能夠呼應夏先生的熱情，他的樂觀本身並不錯：海外的中國作家，中文作家，客居英文作家，華裔英文作家，正在共同創造一個新的文學奇蹟。說哈金和程抱一，是中國文化圈產生的新的文化英雄，他們會說"慚愧，不敢當"－－碰巧這二位都是很謙遜的人－－說他們是拓荒者，當之無愧。


摘自《世紀中國》 2000年07月31日
作者：趙毅衡柏克萊加州大學比較文學博士，現執教於倫敦大學東方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