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公认的最杰出的语言科学家乔姆斯基,作为美国及其西方知名度颇高的政治活动家、具有世界声誉的公共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公开声称拒绝自由主义,很自然地激起了人们探求其科学理论立场与其政治立场之间必然存在的某种智能-知识逻辑统一性的好奇心。
这里的关键在于具体弄清乔姆斯基究竟拒绝什么样的自由主义,为什么,同时他提出了什么样的“替代品”?
因为无论面对自然还是人文和社会对象,研究者的任何一种彻底的认知和思维,必然意味着系统地、“理论”或者概念-逻辑化意义上把握对象,而不能仅仅停留在感知或直觉意义上把握对象。
在这个意义上,当今彻底地研究问题难免需要解决科学分析对象的理论建模问题,理论建模也就是“主义”建构问题。
把问题与主义割裂与对立起来的思维显然“不科学”或者至少不彻底。后现代思潮的非理性主义的荒谬至少在这个方面难以自圆其说。
近现代欧洲思想史上出现的自由主义思潮和理论,与哲学经验主义和科学方法范式的并进互动乃至依存共生关系毋庸置疑。
如同英国学者麦基所介绍,这三种观念体系(主义)有一个共同的口号:“不要以既定的权威的话为凭证,而要观察事实,做出自己的判断。”无论从哲学、科学还是政治视角看,这样的口号都是激进地反权威主义的,强调直面“现实”和弘扬理性的。如是,作为科学家的乔姆斯基为何还要拒绝自由主义呢?
乔姆斯基自己的解释是:“作为一种社会哲学的自由主义已经经历了非常复杂的演变”,于是自由主义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
他认为如象洪堡学说那样的经典自由主义理论,所针对的是后封建主义、前资本主义世界。当时社会政治语境中的自由主义话语至少在理论上意味着个人之间在享有权利或选择生活机会、支配社会财富或社会服务等基本人权(生活条件的可能性预期)内涵或者标准问题上,不存在很大的差异、更不必说对立和冲突。
但是,那个时代在个人权利和国家或者教会的文化-政治权力之间,却显然存在着巨大的不对称,人们迫切需要运用权利制约权力,化解权力对个人自由的压抑和威胁。经典自由主义理论就是在这种“绝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强大的社会-政治需要“合力”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现代西方主流政治话语。
随着资本集中趋势及其相应的文化和政治集权趋势不可遏止地发展,当今时代个人之间在实际上享有权利或选择生活机会、支配社会财富或社会服务等基本人权(生活条件的可能性预期)内涵或者标准问题上的差异,显然已经大大“两极分化”了。
试想两个日常生活中实际可支配财富的差距超过10倍的成年人,他们在上学就业、社会交往、休闲娱乐等方面的物质条件、人际“圈子”甚至追求的趣味(“品味”)等享受的所谓“生活质量”意义上怎么可能趋同甚至一致呢?
再看对国民生产过程的社会控制权力(实际上就是实质性的所谓“所有权”)的执掌、运作,即使在西方宪政民主体制框架中,一般来说,除了作为法人的私人或者国家经营的公司之外,就是作为公共权力意志体现的高度官僚集权化的国家行政机器才是真正的主体。
与此相对应,绝大多数个人被社会原子化、劳动工具化和消费容器化,往往连人生欲求、生活趣味等主观性,更不必说政治选择主体性都成了实际上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总体性操纵、控制的物化客体,核心制度-文化逻辑意义上资本扩张的需要决定一切,个性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需要被边缘化甚至被体现资本“本性”的“软权力”驯化、“改造”为社会“螺丝钉”气质和精神。
在这样的“历史潮流”中,“照搬”经典自由主义理论,放任社会原子化个人“自由”权利,同时放任政治国家垄断权力干预经济的西方原教旨“自由民主”理论话语,正如乔姆斯基所说:“狭义地采取洪堡的观点,就是表面化的自由主义”(p273)。而真正的经典自由主义的“精神实质”则体现在:“必须消除导致个人之殊异并因此极大地限制人类自由的对生产和资源的极权主义控制。”(p274)
正如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所指出:“在出现全球化趋势,特别是信息技术飞速发展之前,也就是大约70年代初之前,西方社会是一个政治化的阶级体系,在其中,福利国家基本上是劳资双方之间阶级力量的一种平衡。从那时以来,由于全球化的不断强化,资本的流动性使劳工被远远抛在后面,使这一平衡失衡了。”(《吉登斯访谈录》中译本p38;尹宏毅翻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11)“资本的全球化意味着,经济体的基本动力并不是一个发号施令的资本家阶级活动的结果。资产阶级的国别色彩一直都比马克思所认为的浓厚得多。没有人控制着金融市场。”(p39)“文明之间的冲突对整个世界的历史来说带有根本性……不同的文明采取不同的发展道路这种全球观点现在与那时一样具有重大意义。”(p33)
仅此也可见,马克思有关替代资本主义文明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新文明及其建构过程的推测、构想显然局限性不小——尽管马克思晚年理论思维已经出现人类学转向。倒是马、恩身后蜚声欧洲社会学界的马克斯.韦伯“破天荒第一个试图把西方文明看作众多文明当中的一个”。
“但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四分五裂性质的论述是正确的。资本主义是个不断骚动着的制度,它无法静止下来,在它里面,肆无忌惮的市场力量往往导致贫富两极分化,并很容易出现寡头对市场的控制。”(p37) “今天甚至可以说,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阶级之间的分裂加重了,尽管这种分裂同马克思所确认的那种分裂并不完全一致。在经济发达国家,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阶级显著地萎缩了。然而,在这一阶级结构的底部,新的剥夺过程形成了,而在顶端,出现了一个全球范围的国际富翁阶级。”(p37—38)
目前不无严重畸形的全球化出路何在呢?前苏联模式的极权社会主义当然已经被历史证明“此路不通”。
而在中国大陆思想界,目前不少人理解的自由主义,或者是“照搬”经典自由主义理论的“表面化的自由主义”,或者“基本上是指国家资本主义,即在资本主义主义经济中由国家进行干预的理论”。
大陆这两种所谓自由主义话语,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讲恰恰意味着根本上背离、而非继承、发展经典自由主义。
前一种的极端立场只能归结为权贵或者寡头集权资本主义,而后一种则只能归结为官僚国家社会主义或官僚国家资本主义。
而且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毛泽东晚年“封建法西斯主义”思想的影响远远没有消除,“封建特权”思潮和势力以“反对和平演变”、反对“西化”“分化”、坚持极权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名义复辟文革,以极权民主“群众运动”形式“劫持”“绑架”“群众”和“党国”(包括勾结、拉拢一切反民主力量),走上军国主义、民族沙文主义、暴力民粹主义“混血”的“毛泽东革命”(类似伊朗霍梅尼“革命”)道路的危险近十几年一直存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左是主要危险”显然很必要甚至很紧要。
当然,某种国家资本主义在目前阶段不可避免。哪一种呢?类似中共建政初期“新民主主义秩序”意义上的国家资本主义不可避免。
但现在的“小气候”和“大气候”都与那个时期很不一样了,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今天的“新民主主义”既是信息技术飞速发展条件下资本主义全球化大趋势中,中国作为后进国家“迎头赶上”全球化经济社会“水平”的“发展生产力”“主义”,同时又是抵制、矫正和驯化导致贫富两极分化肆无忌惮的资本野性市场力量——比如国际或国内金融寡头对市场的控制,探索和建构社会主义民主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其核心是体现“时代精神”本土化和中华“道统”现代性转换的新型宪政民主国家制度及其政治文化的“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
这样的思路从自由主义核心理论和制度变迁的视角,如同乔姆斯基所认为“可以在经典自由主义和一种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之间划一条直线”——“这就是我们这个新社会时代同经典自由主义基本理论的结合” (布莱恩.麦基《思想家:与十五位杰出哲学家的对话.第二版》中译本p274p;周穗明等翻译;北京,三联书店,2004.7)。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忠实于经典自由主义的乔姆斯基理所当然地成了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同时,忠实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葛兰西理所当然地成了彻底的自由主义者。
关于葛兰西、关于罗莎.卢森堡、关于布洛赫等根本区别于列宁-斯大林主义的“返本开新”意义上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种种观点和主张,深入研究过中共新民主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学者不难发现这两者之间的核心价值取向、基本理论进路意义上的深层结构“根系联结”,这篇短文就不再展开讨论这方面的问题了。
2008年6月29日星期日23:24:30
附录:专访乔姆斯基:永远的异见者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1月16日12:41 南方人物周刊
乔姆斯基被称为“可能是还健在的最重要的知识分子”……2001年“9•11”事件发生,当月,乔姆斯基的《9•11》一书便告上市,一鸣惊人地反指“美国本身便是头号恐怖主义国家”
-本刊记者 蒯乐昊
特约撰稿 李 江
当我们把录音笔掏出来的时候,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孩子般地笑了,“我要提醒你们,我的声音非常不好录,我声音太小,我太太常常取笑我,说没人听得懂你的喃喃自语。”
乔姆斯基常说自己的演讲能力不好,并不是、也不愿做一个具备煽动性的演说家。他说:我只想用事实、道理、逻辑来说服你。
约访乔姆斯基是一场漫长的等待。跟他助手的往来邮件像打乒乓,你来我往数个回合,得到了40分钟的采访时间,安排在3个月后的某一天。然后,助手又很客气地来电话,要求延期。采访当日,排在我们前面的还有两位采访者,是拍电影的。乔姆斯基的助手彬彬有礼,铁面无私,在一旁控制着时间,一分钟也没多给。后来才知道,能在2006年里挤出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已经是非常优厚的礼遇了——乔姆斯基非常忙,他的日程表上,仅受邀参加的演讲,已经排到了2009年。美国有些媒体采访他,乔姆斯基只给5分钟。
语言学大师
诺姆•乔姆斯基,1928年生于费城,28岁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在哈佛大学开始博士后的研究,即令他蜚声世界的“转换——生成理论”研究,33岁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正教授。
乔姆斯基对语言学的贡献,相当于弗洛伊德对心理学的贡献。早在1957年,他已经凭着他的博士后论文《句法结构》一书,奠定了整个现代语言学的基础。直到今天,“乔姆斯基构架”还是计算机系很多学生的一门必修课,特别是如果你想做语音识别、人工智能等计算机领域的研究。
老先生著作等身,迄今为止写了一百多本书。其中不乏艰深的语言学专著,但出版最快、传播最广的却是他犀利的政论。根据人文科学引述的检索,从1980年到1992年,乔姆斯基的言论被引用次数是全世界所有健在学者中最多的。而在古往今来的所有学者中,他的被引用次数排名第8。
他对美国的“恐怖主义霸权统治”曾做过这样的经典论述,“主要的国际恐怖主义的来源是世界上的强权,实际上是以美国为首的世界上的强权。”他引用了美国军方陆军手册上关于恐怖活动的定义,美国陆军手册上说:“恐怖主义就是有预谋地使用武力,或者是威胁使用武力,用来达到营造一种恐怖气氛的目的,通过这样的手段威胁或者逼迫一个国家或社会就范。”
这是乔姆斯基最擅长的政论技巧,他喜欢“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
13岁发表政论
乔姆斯基与太太自幼结识,21岁结婚,育有一子二女。直到今天,夫妇俩仍非常恩爱,乔姆斯基的头发还是他太太帮他剪的。他把自己的太太、孩子保护得非常好,从来不对媒体提起他们。他特别提起自己幼年的经历:纽约的72街有个很大的地铁站,他叔叔在那里设了一个报摊,乔姆斯基从小就在那儿玩,这段经历让他接触了很多智慧、善良的底层人民,所以他始终觉得自己跟草根阶层靠得更近,也力求用普通人的语言跟普通人进行沟通。
虽然已年近80,但老先生依然思维敏捷,谈话中要引用任何资料或事例——人名、书名、事件发生的年月,他都是立刻信手拈来。
在乔姆斯基堆了满坑满谷书籍的办公室里,挂了一张很大的英国哲学家罗素的照片,下面一行罗素名言,“有三种简单而强大的情感主宰着我的一生:对爱的渴望、对真理的探求、对苦难大众的巨大悲悯。”
这位激进的左派知识分子13岁起便开始发表政治言论。他从很小的时候,就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使命感,似乎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一辈子到底要做什么,然后一直去做,一以贯之,不知疲倦,从不动摇。
1938年,二战的枪声尚未打响,这时的乔姆斯基,还只是一个10岁的孩子,他在作文中写道:已经看到纳粹军国主义的野心,要警惕其向欧洲大陆扩散的危险。
异见者的一生
乔姆斯基少年时代即参加左翼的共产主义运动,1960年代越战期间投身校园反战运动,从此开始了“异见者的一生”,被公认为美国政策“永远的反对派”。
他永不懈怠地激烈抨击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运动的“阴谋”、美国式民主的虚伪、美国政治宣传的阴险和外交政策的帝国主义野心——“9•11”之前的焦点是巴以问题、美国干预科索沃,近几年则是布什政府的反恐战争。
乔姆斯基被《纽约时报》称为“可能是还健在的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事实上,关于他的看法异常分裂,喜欢他的人非常崇拜他,把他奉为精神领袖、黑暗中的灯塔;不喜欢他的人骂他是疯子:有人说他是激进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也有人说他反犹太人,因为他经常批评以色列政府。还有谣言说他是特工——中央情报局的特工、克格勃的特工,或是英国秘密警察组织的特工,甚至有传言说他是以色列摩萨德的特工。因为长期撰文对美国霸权主义发表不同意见,他在美国国内也遭到了不小的仇视——有人扬言要在给他的邮件中夹寄炸弹,试图以此使他闭嘴,那段时间,乔姆斯基收到的邮件须先由爆破专家检测才能打开。
2001年“9•11”事件发生,当月,乔姆斯基的《9•11》一书便告上市,一鸣惊人地反指“美国本身便是头号恐怖主义国家”,他表示:尽管拉登所干的事惨绝人寰,但是相比较美国在过去半个世纪对其他国家所犯下的暴行来说,仍然是微不足道的。此言一出,美国的主流媒体上便再难见到他的音容墨迹,主流知识分子——无论左翼还是右翼——大多也与乔姆斯基这样的好斗者保持距离。他的声音更多是通过校园演讲、“油印”小报、海外报刊、互联网以及出版物达于外界。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讲座,从来都是人满为患,鲜花与臭鸡蛋齐飞,场面之热烈,堪与校园摇滚音乐会媲美。
- posted on 07/21/2008
新自由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公有经济制度,在强大的国家利益和力量的驱使下,片面夸大市场机制的作用,鼓出私有化和自由化,主张去政府化和弱国家化,实现全球的美国化,建立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新秩序,实质上导致了国内和国际的贫富两级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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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读后
http://www.douban.com/review/1266848/ “新自由主义”一词,不论英文原文取neo-liberalism,还是new liberalism,都有两种迥然不同的含义。一种指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自上世纪90年代出现的新潮流,这种思潮是对80年代社群主义的回应。新自由主义者发掘自由主义的一种传统,即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欧美相当有影响的新自由主义,其重要代表有格林(Thomas Hill Green)、瑞奇(David George Ritchie)、包桑葵(Bernard Bosanquet)、霍布豪斯(Leonard Trelawney Hobhouse)、霍布森(John Atkinson Hobson)和杜威(John Dewey)。上述思想家既强调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也强调社群和共同善,这就使得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有相容甚至相互支持之处。在各种论著和会议中,这种含义的“新自由主义”被广泛使用,没有含混和歧义。
而实际上,乔姆斯基所批判的“新自由主义”,远非以上所指。其所批判的“新自由主义”实质上是以经济学包装起来的西方意识形态,发达国家竞争战略,和西方大国国家霸权主义理论。对此,乔姆斯基在《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中进行了辛辣的批判。本文拟就对其书中美国新自由主义的无情揭露为基础,进一步揭示新自由主义虚伪的两面性。
对新自由主义,乔姆斯基有着明确的界定,并且指出必须将其理论与现实区分开来,因为两者之间往往存在着巨大的差距。 尽管如此,对于给“新自由主义”以明确定义,仍是作为一个语言学家所首要完成的工作。
“新自由主义”,顾名思义,是在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亚当斯密被认为是其创始人。该理论体系也称为“华盛顿共识”,包含了一些有关全球秩序的建议方面的内容。进一步探究,我们可以发现,关于全球秩序的建议相当地准确,但是其它则不然。这些理论并无新意,其基本假设也与启蒙运动以后一直在推动自由主义传统发展到假设相差甚远。
这个定义,首先明确了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的不同,并指出前者是建立在后者基础之上。而新自由主义的明确表述,就是“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源1990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召开的一次研讨会。其会议目的在于解决, 1989年拉美国家的债务危机。会议邀请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研究人员以及拉美国家代表旨在为拉美国家经济改革提供方案和对策。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对拉美国家的国内经济改革提出了已与上述各机构达成共识的10条政策措施,称作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加强财政纪律;
第二,把政府支出的重点转向经济回报高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基本医疗保健、基础教育和基础设施;
第三,改革税收,降低边际税率和扩大税基;
第四,利率自由化;
第五,采用具有竞争性的汇率制度;
第六,贸易和资金政策:贸易自由化;
第七资本准入、特别是外国直接投资进入自由化;
第八,私有化;
第九,放松政府管制,消除市场准入和退出的障碍;
第十,公共权利——包括非正规部门。
以上就是大会上所提到的“华盛顿共识”的主要内容。其中涉及了三个重要的方面,宏观经济稳定、开放程度和市场经济。主要强调财政纪律和公共部门资源配置方式的改革,主张金融部门和贸易部门的自由化,主张对汇率、利率和外国投资放松政府管制,并强调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和保护私人产权,其要旨仍在于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是一种典型的经济自由主义共识。这些观点秉承了亚当斯密自由竞争的经济思想,与西方自由主义传统是一脉相承,也得到了世界银行的支持。现代经济应该以市场为基础,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限制收入分配,因为市场最能调控经济,也就是“market knows best”。
尽管得到众多西方经济学家和银行家的赞成,但是正如乔姆斯基所指出的那样,首先必须把理论与现实区分开来,因为他们之间往往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在“华盛顿共识”出台以后,对于执行此共识的国家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对此,乔姆斯基大量引用了拉美地区的例证,来揭露“新自由主义”的虚伪。
阿根廷经济改革的失败。20世纪80年代拉美各国在发展经济中遇到的一个重大问题是严重的债务危机。为了摆脱债务危机,拉美各国包括阿根廷不得不接受美国政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提出的一份份“结构性调整”改革方案。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是新自由主义的积极鼓吹者,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在拉美各国的经济改革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阿根廷的经济改革更是如此。
1989~1999年,阿根廷总统卡洛斯?梅内姆同意阿根廷政府推行以对外开放为引导,以市场自由化和私有化为核心政策的经济改革计划。这些计划包括:(1)解除进口限制,推行贸易自由化;(2)实行大规模的私有化政策,公共部门也实行私有化;(3)开放金融和资本市场,实行金融自由化和资本自由化政策;(4)实行比索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可以说,阿根廷的经济改革完全实现了新自由主义私有化和市场化的基本主张,放松了国家对经济的管制,但改革的结果却十分糟糕。到2001年,阿根廷的外债已高达1320亿美元,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失业率平均为13%以上,工业就业人数缩减了近1/3,贫困率逐步上升,20%的家庭处于贫困之列。“在私有化进程中,腐败不是偶发的,而是严重存在的,常常由政府最后付账。在国有资产的出售过程中行贿、受贿、补贴、秘密交易和诈骗比比皆是,涉及许多政府高层官员和大的跨国公司如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花旗银行等,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注:Healey,Mark Alan;Seman,Ernesto,2002,pp.1~14.)阿根廷经济改革的失败说明,相信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是一种普遍的经济法则,并会自动导致经济发展的想法是一种错误;以为只要解除国家干预、放任市场发挥作用,就可以建立健康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观点也在事实面前失去了光彩。
从以上可以看出新自由主义本质上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新殖民扩张和剥削的本质表现。新自由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公有经济制度,在强大的国家利益和力量的驱使下,片面夸大市场机制的作用,鼓出私有化和自由化,主张去政府化和弱国家化,实现全球的美国化,建立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新秩序,实质上导致了国内和国际的贫富两级分化,导致全球性问题的复杂化,造成全球经济的畸形化发展和政治局势的不稳定,特别是发达国家内部和发达国家之间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加剧,世界范围内爆发经济波动和政治危机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这对于全球经济政治的正常健康发展必将造成很大的消极影响 - posted on 07/21/2008
新自由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公有经济制度,在强大的国家利益和力量的驱使下,片面夸大市场机制的作用,鼓出私有化和自由化,主张去政府化和弱国家化,实现全球的美国化,建立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新秩序,实质上导致了国内和国际的贫富两级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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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名言,“有三种简单而强大的情感主宰着我的一生:对爱的渴望、对真理的探求、对苦难大众的巨大悲悯。”
让我们用罗素名言来解析中国当下的政策。
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物质生活条件是真正意义上对苦难大众的巨大悲悯。但作为一个国家,要发展经济就必须实行市场经济与加入经济全球化,这是科学的要求,是对真理的探求的结果。
收入的不平衡,经济的不稳定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必然恶果。中国必须用强有力的政府干预能力才能有效消除自由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
中国不按西方意图进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是因为看透了西方对其它国家的建议实质上是为了西方自己的利益。这也是中国对真理的一种坚持。
政局稳定是发展经济最重要的条件,在当前中国发展经济的黄金时期进行动作过大的政治上的改革,基本可以认为其风险远大于收益,真正关心中国利益的人是不会赞同这么做的。
许多中国人不能看透西方的本质,盲目高喊民主自由人权的口号,是我ABC与他们斗嘴的最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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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盛顿共识”之外有个“北京宣言”,两者都是对的,关键是从谁的利益角度去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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