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随笔
Submitted by 沈默克 on Sat, 2008/06/28 - 7:17am. 批评 | 顾彬 | 资本主义 | 小拿破仑 | 文学萧条 | 中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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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汉学家顾彬曾称当代中国文学是垃圾,掀起轩然大波。暂搁下当代中国文学是否垃圾和垃圾中国文学之成因,先放眼五大洲四大洋,其实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起,世界文学就一直在衰落、凋敝、不景气,好作家不再出世,好作品几近于无,从普遍水准的急速下滑而言,称得上准垃圾了。当代世界文学无疑正处于漫长得令人窒息的文学萧条期,前景黯淡,比中国股市更难以看涨。
是的,无论欧洲文学、美利坚文学、拉美文学,还是俄苏文学、非洲印支文学、亚太文学,廿世纪五十年代仿佛是一道分水岭,在此之后已经没有任何大师、巨匠等天阶高手诞生。以美国文学为例,从马克•吐温、霍桑、麦尔维尔、福克纳、海明威到所谓后现代一脉,即海勒、冯尼古特、库佛、巴思、品钦诸君,也就到这批二三十年代出生的后现代七阶神王为止,难以为继。
含泪的教授和批评家们,如马原、朱大可,便不假思索地将文学之退行/萧条与电影之勃兴作人云亦云的联想,认为是有声彩色电影在市场份额上排挤了纯文本的文学而导致后者的衰落。他们夸张、鼓吹“新艺术”的胜利,一方面隐含科技决定论的先验逻辑,即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同样缺乏证据的艺术进化论之再度回归,愚蠢地在非食物生态链的层面煽惑“适者生存”之类的庄家理论;另一方面则暴露了言说者们自欺欺人的阿Q心态:文学“天命”转移、“文学蝶化”、“文学转世”、现如今的影视及英特网才是“文学”正道云云。
我们知道,批评家们只是“含泪”地转引了雅克•德里达和J•希利斯•米勒的牙慧而已。外国大腕们信誓旦旦、忧心忡忡地指出,“电信时代”会埋葬一切文学形式,“会确定无疑地导致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 甚至情书的终结”。然而,难道出于洋人之口就成为神谕圣谶,不证自明了?难道德里达或米勒做过任何可信赖的调查,“电信时代”的电影、电视和英特网确实普遍地、世界性地使图书市场萎缩,使作家们不会创作掷笔于地了?没有。在“后”学大腕那儿永远不会有这样的调查。他们只是用后现代主义不着边际的扯淡语言在骇人观点包装下抒发自己对移动电话、英特网之类新生事物的陌生和不适应罢了。
把一种艺术之颓败看作另一种新兴艺术压迫、淘汰之结果,这是典型的进化论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尽管洋人大腕和“含泪”买办们未必愿意承认。只要翻翻许靖华的《大灭绝》,这些潜意识的进化论者便会清楚进化论有多么荒谬。不过我们险些忘了,尽管“后”学家言必称“不确定性”、“悖谬”等等科普术语,但他们对科学一窍不通的程度令人咋舌(详见纽约大学量子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对后现代大腕们的恶搞“诈文”。)
欧美图书出版业(尤其文学图书出版业)并没因“电信时代”的蓬勃而趋于萎缩。真正受到冲击的是新闻纸媒。据美国权威商业调研机构“发行量审计署”对530 份报纸的调查,发行量下降的趋势影响了大多数报纸。其中受影响最大的算是美国新闻纸媒的龙头老大《纽约时报》,由于发行量持续下降,广告日少,财政渐成问题,曾经对采编和印刷部门大量裁员,原800名编辑记者被裁去250人,为节省纸张和成本缩窄了报纸版面。不光纸媒,美国三大无线电视网NBC、ABC、 CBS的新闻收视率也急速下滑(盖洛普的民调,42%的美国人觉得三大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左倾)。英特网的新闻更新、多元化的博客媒体和RSS订阅技术的出现等确实从某种意义上略胜传统新闻媒体一筹。不过在这“略胜”背后,并不止于技术决定论和文化进化论那么简单,其深层症结,归根结底还是意识形态。美国人民日益右倾已经尽人皆知,Richard Posner在《Bad News》里说,普通美国人里,14%的人认为自己属于自由派,26%的人认为自己是保守派(转引自九喻);可在新闻从业人员里,56%的人认为自己是自由派,只有18%的人认为自己是保守派。这两组完全逆向的数字足以说明美国各大主流媒体的左倾本质,而美国新闻从业者的左倾政治取向和摇摆往右的美国人民刚好相反。从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美国人民总体而言是左倾的,那时的主流左派媒体如鱼得水。现如今的美国人民右倾了,但左倾媒体不可能跟着右转,这就决定了它们逐步被右倾的美国大众所抛弃。相比之下,右翼有线电视台福克斯(Fox)的收视率2003年已超越左派的有线CNN,06年接近无线CBS,进步神速。左翼纸媒旗舰《纽约时报》发行量今年下跌3.85%,右翼大报《华尔街日报》则获得了1%左右增长。大量美国读者不再读纸媒,而去读网媒,读 Blog,意识形态的因素恐怕是主要的。
既然平面媒体未必是直接被“电信时代”的佼佼者英特网所打败,而是有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原因,同理,我们决不可盲目听信“后”学家忽悠什么电信时代到来文学时代终结之类的梦呓。世界文学在廿世纪后半叶的萧条衰败,亦自有其更深刻的原因或曰祸根。这条祸根,很不幸,与资本主义的运作机制紧密缠结。
古登堡印刷术之发明堪称第一次传媒革命,使书籍制作、知识和信息传播变得廉价而便捷。现代文学、现代宗教和政治的异军突起,与封建专制并驾齐驱且后来居上,古登堡革命功不可没。马丁•路德与加尔文的宗教革命(一百年间印刷了多种语言版本的《圣经》,打破天主教会垄断),卡斯特里奥反对加尔文(印刷小册子),孟德斯鸠、狄德罗、卢梭、伏尔泰等人的启蒙运动,以及现代文学的崛起(拉伯雷的《巨人传》、塞万提斯《堂吉诃德》、蒙田、弥尔顿),没有古登堡革命的印刷传播,是不可能成功的。但古登堡的“革命”是一次商业革命,“作为大众传播的第一个技术形态”,它仍然是资本主义生命树上所结的一枚硕果。
不管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讲得多么冠冕堂皇,资本主义的本质无非钱滚钱、利叠利,资本家的基本行为动机无非“从牛身上刮油,从人身上刮钱”,为此他们不惜“要穿过地狱去寻宝,哪怕地狱之火烤焦了船帆也在所不惜”。也许早期资本主义确实有着清教徒的正直和操守,但发达资本主义时代,“大获全胜的资本主义,依赖于机器的基础,已不再需要这种精神的支持了”,“启蒙主义脸上的玫瑰色红晕似乎也在无可挽回地褪去。天职责任的观念,在我们的生活中也象死去的宗教信仰一样,只是幽灵般地徘徊着”。这时候,绝大部分的资本家都狗苟蝇营,逐臭而往,不受任何宗教、道德约束。
这个资本主义无道德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就是欧洲的十九世纪,准确而言,就是拿破仑三世统治的时代。小波拿巴民选上台后,靠军队政变解散了国民议会,逮捕议员,然后经过愚蠢的公投认可程序,正式加冕做皇帝。法兰西第二帝国是一个典型的模式,向后人揭示资本主义“做生意的自由”不需要政治自由为后盾。在专制统治之下,资本家如同帝国的头号宠儿,因为小拿破仑的“自由主义”新经济政策(包括简化股份公司申请手续,支持资本家建造铁路,鼓励消费……)就是要招揽金融资本,对资本家投怀送抱。第二帝国早期,好商佳(Bon Marche)跃然成为全世界第一家百货公司,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开始兜售旅行箱,以自己的名字作品牌的服装设计师变成了主流时尚,据说左拉《妇女乐园》描写的百货商店即取材于好商佳和萨马利丹两大家百货公司的运营模式(《百货公司小说的诞生》,辜振丰)。小拿破仑的政治专制主义和经济市场主义二位一体的政策当然不是为了“法国人民的利益”,而是为了重振拿破仑皇族的家声,甚至野心勃勃地问鼎“千古一帝”。他的重商主义,其实与罗马那个谋杀父亲奥列留的暴君康茂德的角斗场主义一样,无非坐稳江山、笼络人心的手段而已。借用英国《卫报》的评价,“自由派皇帝”小拿破仑其“目的只有一个:让法国人相信自己会变得更富裕,然后着手去解决那些影响法国稳定的社会问题。他的经济政策使法国成为一个纸醉金迷的国度,富豪们在民众面前炫耀财富。他的支持者一边继续发家,一边依赖他让‘小人物们’保持安静,共和派的最积极代表只能流亡海外。在他的统治下,媒体只是在理论上保持自由,太过批评性的报纸会受到政府的客气‘警告’,自我审查成了新闻人的第二天性。当时尽管也出了一些大艺术家,但他们多半流落他乡,否则就会因‘不道德’而面临受审判的危险,例如福楼拜和波德莱尔。”故,塞纳省长G.E.豪斯曼1853年对巴黎市区进行的大规模改建不是什么“仿生建筑”,本雅明说,“豪斯曼的真实目的是想保证巴黎城免于内战。他想使巴黎永远无法设置街垒。豪斯曼打算用两种方法结束这种现象。街道的宽度首先要使街垒的设置无法实现。其次,新的街道将在兵营和平民区间提供最短的线路。当代人将这一举动称为‘战略美化’。”通过小拿破仑皇帝、金融商业资本家和豪斯曼的群策群力,“影响法国稳定”的问题似乎解决得差不多了,无产者被放逐到城市郊区,动荡的因素无声消失,法国完成了工业革命,重工业中机器生产普遍代替手工劳动,大工业时代来临,巴黎成为世界金融中心之一,一八五五年和一八六七年法国两次举办炫耀国力国富的万国博览会。当然,在伟大的资本主义的法兰西第二帝国之内,没有伟大文学的一席之地,像福楼拜和波德莱尔那样的二流文学家尚可苟且度日,伟大如雨果,便只能流亡于泽西小岛,自绝于帝国,自绝于人民了。若非小拿破仑妄自尊大,捋俾斯麦的虎须,兵败被擒,帝国寿终正寝,恐怕雨果再伟大五倍,也不得不埋骨异国。
言归正传,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成熟资本家们掌握的传播媒体进行唯资金运作、逐臭运作、非道德运作,所追求的不是艺术的最高化,而是利益的最大化,股东和公司不理会文学法则,只接纳销路、利润等商业法则。而作家们很快就适应了(被动或主动地)商业法则,放弃了一度奉若圭臬的艺术法则。十九世纪适应性最强的作家也许非大仲马莫属了,他成名后的小说都不是个人创作,乃是工作室里一帮书记、助手组成的“写作流水线”合力炮制而成,《三个火枪手》、《二十年后》、《布拉热洛纳子爵》的主要撰写者奥吉斯特•马奎就很出名。进入资本主义烂熟期的20世纪,等待我们的是一个众声喧嚣的时代。许多作家、诗人、画家本身就成了媒体从业人员,近水楼台,得其方便,所谓的媒体“公器”便开始为艺术小圈子、小团体的利益服务了。我们还记得,未来主义创始人马里内蒂曾是左翼政党意大利社会主义党机关报《前进报》的编辑,墨索里尼的朋友,也是米兰《诗刊》的发行人,这些身份肯定有助于法国著名的《费加罗报》头版刊登他那篇纯属呓语、不知所云的《未来主义宣言》。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的情况基本相类。这些本身完全由小圈子策动的文艺“运动”,如果得不到大众媒体的响应、跟进、鼓吹,根本就不成气候,无声无臭,死乃与草木同枯。问题是,这些文艺青年的自我炒作,有必要进入公共视野并烙印于艺术、文学史,被后世同样肤浅浮躁的文艺青年所膜拜,视为经典、奉为正统么?如果说浪漫主义潮骚的浪尖上毕竟还出了个神皇级的大师雨果,那未来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这些吵吵闹闹又出了什么我们必须记住的人物——难道竟然是达利,那个阳痿患者兼恋粪癖(这些细节系其生前公开发行的日记所透露,他最入迷记载的是每天屙出粪便之颜色和形状),那个住在佛朗哥提供的别墅里大言不惭的小丑?
上次《明镜周刊》双周沙龙讨论涉及“行为艺术在网络”,提到当下中国的怪现象——事件取代了艺术,没有艺术,只有艺术事件,中国文学亦复如是,事件取代了诗歌(顾城杀妻、民间土鳖、零度写作、下半身、垃圾派、梨花体),事件代替文学(马原的文学已死、棉棉卫慧的自慰体、余华烂书、顾彬事件),等等。其实只要熟视西方二十世纪那批艺术小人物如何炒作、操作艺术事件进而晋身艺术史,对当下的汉语效颦者又何足道怪。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时代里艺术可以发生的事件,西方的发达及烂熟资本主义时代早已为我们彩排预演过了。想起马里内蒂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未来主义字母诗歌,便不得不顺便提一下我们无比糟糕的诗歌,糟糕诗人们写的糟糕透顶的小说,而糟糕诗人们的习作备受媒体关注,他们糟糕透顶的小说经常获某奖,全非幸致,实属必然,因为某大报的几位副总编辑全是诗人,虽不“ 含泪”却时常“悲悯”的某批评家也是靠当“民间”诗派吹鼓手而发迹上位摇身大学客座教授的。
综上,西方的文艺潮骚和文学萧条向我们演示了即使好的资本主义也能让文学艺术逐步变得庸俗不堪(资本主义社会只产生庸人,媚俗或媚雅的庸人)、衰竭枯朽。中国的文学垃圾场则反过来向世界演示坏的资本主义能让文学艺术及其圈子腐烂败坏到何等田地。这两者还是有区别的,当然,可能及不上第二帝国的拱门商业街、大百货公司、万国博览会与晚清菜市场的凌迟、站笼区别那么大。小拿破仑有他的色当之败,发达资本主义有其巴黎公社(豪斯曼的“战略美化”大改建被证实无效,这次全巴黎成为一个大街垒),雨果得以挟其文学之伟大令法兰西浴血火以重生。而身处资本主义败坏时代的我们及我们那败坏已久的文学呢,在等待什么样的洗礼?
- Re: “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随笔(沈默克)posted on 07/11/2008
嗯,然后怎么办?是想到了故意没说,还是根本没想好呢?
处大海,有逆流,有逐流,有弄潮,有不潮,也有潜水的。鸥翔观海,弗如内地爬山。倘放卫星了,几光年之外,支起天文望远镜看海,香烟可乐,岂不快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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