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击哈瓦那 追寻卡斯特罗社会主义古巴最真实一面

来源: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史哲 郭力　　

[2008-02-27 23:34:28]菲德尔·卡斯特罗退到幕后，古巴依然是关注的焦点：他对于古巴到底意味着什么？他退休会带来什么？古巴的现状是怎样？古巴的未来会是怎样？

带着这些疑问，《南方周末》记者早在卡斯特罗正式退休之前就前往古巴，深入采访，广泛接触，向读者展现社会主义古巴的最真实一面


“我不想寻求或是接受国务委员会主席或总司令的职务。……我基本的责任不是保住职务，更不是挡住年轻人的道路，而是贡献我的经验和想法，由于我有幸生活在一个特别的时代，我的经验和想法有一些价值。”
2月19日，古巴共产党中央机关报《格拉玛》报发表了卡斯特罗致古巴民众的公开信，卡斯特罗宣布辞去古巴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职务。
2006年7月31日，卡斯特罗因肠胃出血动手术，手术前，他把自己所承担的职权，都移交给了他的弟弟，包括了古巴共产党第一书记、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司令以及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
不过，许多古巴民众却坚信他能够再次站起来，一如他过去无数次跌倒又无数次站起来一样。他们为病中的卡斯特罗举办了盛大的生日庆祝，哈瓦那一些商店里张贴过这样的巨幅海报——卡斯特罗高举AK-47步枪，旁边一行大字：再活80年！
此前传出的消息似乎证明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去年4月29日，古巴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拉赫说，卡斯特罗已经赢得了这场争取自己生命的战役，目前正在巩固胜利。而此后一直扮演卡斯特罗“新闻发言人”角色的查维斯也声称，“卡斯特罗已经开始重掌大权”。
然而，这一次，他的对手不再是处心积虑要让古巴变天的美国，而是时间，所以卡斯特罗说“接受一个超出我体力所及的责任有违我的良心”。现在，他只能依靠他“另一件武器”，在“观念战场”上战斗。他说，“也许，人们将听我的声音。”
卡斯特罗宣布辞职后的第五天，卡斯特罗的弟弟、76岁的劳尔·卡斯特罗当选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在就职当天，劳尔表示：“菲德尔是不可取代的，他的思想永远存在，……古巴革命只有一名总司令，那就是菲德尔……”

离开卡斯特罗的日子

“菲德尔”是卡斯特罗的名字，在古巴，人们都这么亲切地称呼他。
尽管暂时的权力移交之后，古巴的未来迅速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重点，但古巴国内则是一片平静。
古巴外交部一名高级官员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对权力交接一事未谈一字。即便是古巴的普通民众，也很少有人主动跟本报记者谈及菲德尔或者古巴的未来。
在卡斯特罗无法履行领导责任的日子里，《格拉玛报》照旧在每天报纸报头右首的位置摘登一句革命语录，卡斯特罗的话正是其中主要的部分。卡斯特罗写给古巴其他领导人以及民众的信件则更是报纸最重大的新闻。除此之外，“卡斯特罗正在好转”的消息，隔一段时间就会在电视中播出。
不过，也有一些略显不寻常的事件。哈瓦那的外国人之间开始更多议论的是，劳尔是否会带来一些变化，将带来怎样的变化等等。当年12月7日，古巴电视台播放了一部总结卡斯特罗革命历程的纪录片。这让在古巴留学两年的韩青山感到有点奇怪，“卡斯特罗反对个人崇拜，这样的节目至少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的确，古巴街头满目是切·格瓦拉，却鲜见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画像。
在卡斯特罗住院的医院大门外，常有民众跪地祈祝他们的领袖早日康复。对于一些古巴人而言，卡斯特罗就是主心骨，没法接受他“不在”的日子。不过，胡安·卡洛斯有不一样的看法，“我们当然担心他的健康，希望他早点好起来。不过，担心又有什么用呢？”卡洛斯已退休在家、专心打理家庭旅馆。
毕竟，卡斯特罗已经年逾八十，他能躲过数百次暗杀、阴谋，但他没法抗拒衰老。革命成功48年来，古巴人已经习惯了面对各种危险，其中也许就包括了他们的“菲德尔”的离开。更何况，在古巴人的生活中，卡斯特罗早已无处不在。
十字路口，漂亮的姑娘们不时探问过往车辆是否顺路。因为公交运力不足，能源紧张，卡斯特罗号召民众搭顺风车，其中也包括所有公家的车。
卡斯特罗从不讳言古巴问题重重，比如供应短缺，几乎所有的供应点都要排队，无论是酒还是面包……也曾有针对政府的骚乱发生，曾给卡斯特罗担任中文翻译的王政透露，最艰难的时候，卡斯特罗甚至要只身犯险走入游行队伍，靠个人魅力和口才平息群众不满。然而，在卡斯特罗突然倒下甚至交出权力，全世界都睁大眼睛看着古巴，以为这里将发生些什么时，古巴却风平浪静。
开车途经因凡塔电影院，正碰上一个国营冷饮店供应冰激凌，排队的队伍蜿蜒上百米，但所有人却耐心而有秩序，“你们不是来看卡斯特罗的古巴吗？喏，这就是了。”王政朝车窗外努努嘴。

“爷爷的一块钱”

哈瓦那“天坛饭店”的老板陶锦荣是古巴一个热心的旁观者。说起卡斯特罗和古巴民众的关系，他打了这样一个比方：“爷爷”希望能给自己的孩子每人一块钱，并为此殚精竭虑。
食品、家用电器等政府配给的生活物资就是卡斯特罗给人民的“一块钱”，“一块钱”其实还包括了从生到死的免费医疗，从小学到大学的免费教育。
革命成功后，卡斯特罗首先把自家的庄园与农场收归国有。他和普通古巴民众一道领取微薄的工资，并且不允许自己的任何一个子女做官或者经商。
所以尽管凭本供应的物资不足维持普通家庭的用度，这“一块钱”还是让卡斯特罗赢得了最广泛的支持，让他可以在随后的30年中放手实践“纯粹的、理想的、完美的社会主义”。
巴西人阿拉玛尔这样描述革命前的古巴：“这是个藏污纳垢的地方，贫穷、卖淫、贩毒和走私的跳板，独裁者的藏身之地，赌场洗钱的乐园……”与此相比，卡斯特罗领导下的古巴对百姓而言，不是天堂，却足以安身立命。“卡斯特罗曾经多次强调，没有谁比古巴更有资格对美国式的民主做出评价，因为他们曾亲眼目睹古巴是如何被败坏的。”王政说。
对大多数古巴人来说，他们热爱卡斯特罗，或许就是因为他让他们活得比原来好。“‘爷爷’没想过从孩子那里拿钱。”陶锦荣说。的确，前苏联的援助曾帮助古巴实践“完美社会主义”的理念，但到1991年苏联解体，卡斯特罗只来得及完成一个半成品。很多人记得那之后的一段日子——即使国家凭本供应的大米、黑豆也会短缺，至于肉和蛋，更是几个月都难见到……
1991年至1993年出任中国驻古巴大使的陈久长有过亲身体验。在陈大使夫人的记忆里，“那时古巴连外国人特供商店里的商品都十分有限，普通商店更是空荡荡的，除了苍蝇四处乱飞。”
在没有弃儿和乞丐的古巴，宾馆附近出现了拉客的姑娘和向外国人伸手要钱的男孩；偷渡严重、人心浮动……
是否应该恢复“农民自由市场式”的小商店和摊贩，让他们漫天要价？这个问题卡斯特罗犹豫、反复了近十年。终于，在他率领起义者攻打“蒙卡达兵营”40周年时，他宣布改革，“暂时放弃纯粹的、理想的、完美的社会主义”。
而他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的解释是：“当古巴党和政府面临革命崩溃的抉择时，与其自我灭亡，不如冒险搞改革。”


卡斯特罗的忧虑

每人每月的10个鸡蛋，现在还经常无法足额供应。米莉安有空就去供应点，碰到来货，就马上买回来。不过她说，与十年前相比，“很少停电了，允许使用外汇券CUC了，能买到的东西也多了”。
哈瓦那街头的外汇兑换点常排着长队；使用CUC的商店，商品更丰富，自然顾客盈门；桑哈大街的Cuatro camino农贸市场，小贩们高声地叫卖西红柿和土豆；涉外酒吧经常能听到古巴乐队的演唱。
这一切都源于卡斯特罗14年前作出的改革的决定。
上世纪80年代，卡斯特罗也曾短暂尝试过“市场经济”，但贪污腐败、投机倒把立即卷土重来，卡斯特罗的一位亲密伙伴——古巴安哥拉派遣军司令奥乔亚将军甚至因此被处决。
但现实终究不能回避，留给古巴选择的道路，其实也没有那么多条。
CUC一下子打破了“平等”。卡洛斯的家庭旅馆只有两个客房，但一天的房费——36美元——就大约相当于普通古巴人两个月的工资。同时，占公家便宜的现象屡见不鲜：国营的出租车故意不打表，车钱装进司机腰包；在国家商店里出售私人货物；开公家的车私会女友，等等等等。
不过，对于古巴今天的变化，像卡洛斯、米莉安等普通古巴人的评价是，“挺好”。
当记者前往“古巴革命博物馆”时，20岁的出租车女司机尤尔丹卡车开得飞快，一对金质大耳环晃晃当当。
“菲德尔？——他，当然很好，他让我们有了免费的教育，免费的医疗。”尤尔丹卡说，“但我更喜欢钱。”
在卡斯特罗的晚年，他经历了一个巨大期望的破灭，但他用自己的克制，为社会主义古巴再一次赢得了时间。或者，用福丽娅蒂为卡斯特罗撰写的传记中的一句话说，“他在思考、重温革命，并且在为政治觉悟的更高阶段寻求道路。”
1992年，一位乌干达记者问卡斯特罗“如果古巴没有你会怎样”，他的回答是：“在我之后，古巴的历史仍会继续。我不过是历史进程中的一声叹息罢了。”
在美国人眼中，古巴就是卡斯特罗，卡斯特罗就是古巴。但这个国家没有一条路、一栋建筑以卡斯特罗的名字命名，也看不到一尊他的雕塑，连钱币上的画像也不是他。
古巴没有他的“圣迹”。“因凡塔电影院”和圣拉斐尔大街拐角处的咖啡馆，他曾在这里关注着古巴的各种运动，并策划着自己的人生；普拉多大街109号，曾经的古巴人民党总部，1952年他在这里竞选公职，酝酿革命；23街一间不起眼的公寓，1955年他从监狱释放，就在这里会见政治家、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M街和21街拐角的梅蒂那咖啡馆，则记载了他的流亡前夜……所有这些，如今都淹没在民居与熙攘的人群中，不露声色。
略显特别的是辆停在哈瓦那大学法学院前草坪上的坦克，在这所近300年历史的大学的罗马式建筑的包围中，特别醒目。卡斯特罗就曾就学于此。
哈瓦那大学教授Cadiz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哈瓦那大学曾经是贵族的特权，而正是菲德尔，用这部坦克，为我们轰开了大学的校门。坦克！这是革命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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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特罗退休，果然很自信。

说他遭到过五百多次行刺，多是FBI，命大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