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学大师纠错

孔祥军　　□大学教师，江苏扬州

　　著名学者严耕望先生曾指出：中国近世史学大家有四位，钱穆、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四位大师各有风采，其中陈垣先生颇以立论坚实、考证谨严而著称。陈先生字援庵，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出生于广东新会，自幼便对文史之学产生浓厚兴趣，虽无师承，自学成材，在宗教史、元史、历史文献学等诸多领域造诣颇深，形成了极有特色的治学路数。其中，史源学即由援庵先生唱发，流播肈域，影响深远。然而一般读者大都只闻其名，未知其实，即使在学界，也颇有对之误解者。上世纪八十年代，陈智超先生曾将其祖史源学方面的范作聚为一集，名之曰《陈垣史源学杂文》，交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最近又由三联书店修订新版发行，增加了不少资料。笔者翻读此书，颇生感喟，援书简述，期明史学源之梗概。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援庵先生先后在北平师范大学、辅仁大学、北京大学开设了一门课程，初名“史源学研究”，后改为“史源学实习”。陈先生是这样解释这门课程的：“择近代史学名著一二种，逐一追寻其史源，检照其合否……”，“取清儒史学考证之书如顾氏《日知录》等为课本，注重实习，因其所考证而考证之，观其如何发生问题，如何搜集证据，如何判断结果，由此可得前人考证之方法，并可随时纠正其论据之偶误……”可以看出，史源学实习课的研究对象是前代史学考证名著，择取的标准是要有错误，“惟其中时有舛误，所以能做‘史源学实习’课程，学者时可正其谬误……错误以《剳记》为最多，《鮚埼》次之，《日知》较少”，“若全篇无甚错处，则不能作课本用矣”。故《杂文》中的范文大都是围绕赵翼《廿二史剳记》、全祖望《鮚埼亭集》和顾炎武《日知录》而作。具体做法是对著者考证论据进行审查，“将文中人名，故事出处考出，晦者释之，误者正之”，“看其叙述有无错误：人名、地名、年代、数目、官名”。这是史源学的核心内容，大抵可分三步：首先，确定需要审查的诸多义项，所谓“人名、地名，年代、数目、官名”等，这对研究者的学术敏感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其次，寻找出诸项最早的文献依据，是至为关键的步骤，也是最为困难最见功力的一步。古代文献浩如烟海，没有过硬的目录学知识，根本无法判断需要去查找什么书，遑论找出各个义项的出处。然而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我们可以借助电子文献检索系统（如电子版《文渊阁四库全书》）方便快捷地进行搜索，当然对于搜索结果的甄别和取用仍然需要过硬的目录学知识。第三，将查出的最早文献与著作论据进行核对比照，若有相异之处，则需要进一步辨析、判断孰是孰非，完全要依靠研究者的考证本领来完成。《杂文》中收入的各篇范文从不同的角度实践了史源学的具体方法，印证了史源学在史学研究中的价值。

　　实际上，陈氏创设史源学的意义更多的应该在于启发思考。就陈氏本意来说，史源学研究对象的范围似乎过于狭隘，而且对于初学者来说，很难在短时间内迅速掌握进行史源学研究必备的大量知识，因此难以完成既定目标是可以想见的。但是若从开启史源学思路来说，则其意义要深广许多。从引用文献的角度来说，史源学思路告诉研究者必须择取最早的材料来进行论证，否则其取信度自然大打折扣。如需要征引汉初某条史料，则首选是《史记》，若使用《汉书》，甚或是《资治通鉴》，则显然有引据失当之嫌。日本学者清水凯夫根据萧统《文选》中的诸多篇什已见《晋书》的情况，认为《文选》是依照西晋以来的定评编选而与刘勰《文心雕龙》无关。顾农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晋书》乃唐初官修编选远在南朝梁萧统编选《文选》之后，实际上是受到了《文选》的影响而录入一些经典篇章的，清水所言是乃倒果为因之论。此处清水便是没有理清《文选》和《晋书》之间的史源关系而闹出了大笑话。在版本系统中亦是如此，若存宋本，则不当用明本、清本，即使有后出转精的可能，但仍不如宋本有说服力。古代文献并不能拿来就用，需要进一步甄别，史源学思路的引入，使得研究者可以准确鉴定文献内容的真伪，从而为正确使用文献提供坚实的基础。不仅如此，史源学思路又为解决史学疑窦提供了一把钥匙。古代文献中经常出现关于某事的完全不同的记载，如何处理这种矛盾，深深困扰着文史研究者，若是从史源学的视角出发，问题往往会迎刃而解。与此同时，史源学思路对于古代文献的校订辑补也有着重要的作用。最为典型的例子是《旧五代史》的辑补。清乾隆时编修《四库全书》时《旧五代史》已经亡佚，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将之辑出，流行于世，其缺憾在于对《册府元龟》引用的大量史文未能重视。《册府元龟》一千卷，原名《历代君臣事迹》，是书史源在于历代正史、实录，故而可据之逆推《旧五代史》原本的面貌。陈垣先生早年即提出依据《册府元龟》重辑《旧五代史》，今人陈尚君先生最终实现了这一构想。

　　陈垣老史源学为史学研究拓展了一方新的天地，值得深入探讨和吸收。但正如上文所说，亦步亦趋的模仿没有太多的意义。而且抱着挑错的心理阅读前贤著述，似乎于读书正道有所偏离。“学者以找到其错处为有意思”，以纠谬来刺激学生的研究兴趣，虽然未尝不可，但终嫌目光短浅了一些。况且，鸡蛋里总能挑出“骨头”，所以笔者以为更为重要的是将史源学思路展现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