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记者总在修理别人，他却全力修理世界上最顶尖的新闻人，他的笔让记者生气，让编辑烦恼，他的专栏触伤了记者编辑骄傲的心，披露了美国新闻界大大小小的问题，也引发了纽约时报在消息引用和更正错误方面的大改革。他从纽约时报公共编辑的职位上退下来以后，几乎不再和新闻界对话.....

百年老报要重新赢得百万读者的信任

纽约时报决策过程

2003年底，纽约时报一个半世纪以来第一次雇用了公共编辑(publiceditor)，既是为了扫除记者杰森布莱尔(Jayson Blair)编造新闻带来的阴影，也是为了唤起大众对美国新闻界的信心。这样一个举动给读者传递的信息是很明显的：时报将做任何事情，哪怕是请外来人点评自己的报纸，也要重新赢得百万读者的信任。这个外来人就是当时已经退休在家写书的欧克(DanielOkrent)。对于接这个划新闻历史时代的工作，欧克伦接到纽约时报打来的电话的时候，心里的感觉并不怎么样，他坚持了18个月，合约期满有了接任者之后，2005年底在纽约寓所接受了记者的专访，回忆纽约时报选择公共编辑的决策过程，讲述在位期间写专栏引起新闻记者编辑的敌视和怨恨的经历，谈论他和纽约时报发行人、总编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披露纽约时报新闻决策过程的细节内幕。欧克伦从纽约时报公共编辑的职位上退下来以后，几乎不再和新闻界对话，访谈是他完成任期后的少有的回顾。


公共编辑可能是美国报界最令新闻记者和编辑讨厌的职位了，美国不少大报在大约40年以前就设立了这个职位，

不论他们的称呼是什么--读者代表(reader representative)、公共编辑(public editor)、读者拥护者(readeradvocate)、或者是ombudsman，他们是报纸追求真实报导的的标榜，是读者的声音，是整个新闻界的监督者。假新闻的出现和新媒体的涌入让美国读者对于报业的信任度在最近几年急剧降低，纽约时报在多年拒绝设立公共编辑以后，终于请了欧克伦，一个不是纽约时报内部的人，来挥洒大笔，在自己报纸的版面上说三道四，不仅破了自己的记录，让欧克伦成为其历史上第一位公共编辑，也同时拔了所有报纸的头筹，因为纽约时报公认的报界地位，欧克伦在2003年12月7日第一篇专栏发表后，便成为所有美国大报近40名公共

编辑中，最有笔墨权力、最具新闻监督导向的人。

“公共编辑不是批判式的或者让人害怕，也不是为了需要说正面的话，而是思维清晰，思想独立，可能还有的就是，无所畏惧，”欧克伦在接受多维访问时，是这样给公共编辑下定义的。在纽约时报的18个月，欧克伦的笔让这个世界上最顶尖的报纸记者生气，让编辑烦恼，他每隔一期的周日专栏触伤了记者编辑骄傲的心，披露了美国新闻界大大小小的问题，也引发了纽约时报在消息引用和更正错误方面的大改革。对纽约时报来说，接受欧克伦在新闻编辑室里走来走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于它的记者编辑来说，让一个外来的人对自己的报导指手划脚，那种自我骄傲的损伤难言之极。欧克伦就曾经对华尔街日报说，最初在报社工作的日子“非常、非常困难。”

他说：“没有人知道规则，没有人知道后果。我没有鞋子可试，大的或者小的。我们都在摸索着进入一个非常敏感和不同的领地。”欧克伦和多维记者谈到自己在纽约时报的贡献时说：“我的继任者将知道如何干这个活儿。”


以下为访谈内容：

时报许多人不愿受到批评


记者：纽约时报最终有了公共编辑这个职位，这在美国新闻界是件大事，在选择由谁来做时，一定慎重再慎重。那么纽约时报当时整个决定的过程是怎样的？他们最后为什么选择了你，而不是别人？

欧克伦：设置公共编辑职位的主意是杰森布莱尔（Jason Blair）的丑闻事件引发的。这事出来以后，纽约时报决定做这件他们一直拒绝了30年的事情，许多别的报纸已经有了这个位置。纽约时报一直认为他们不需要公共编辑，现在他们的看法变了。报社管理层在雇用公共编辑的时候，并不知道是否要用纽约时报内部的一个人，对报社的员工有足够的尊重；还是外来的一个人，没有什么偏见。他们显然是选择了后者，和很多人进行交谈。最后他们给我打电话，我当时一点儿准备都没有。看来我是被我以前的一个同事推荐的，他和纽约时报的一位常务总编很熟。我走马上任时，总编凯勒(Bill Keller)有这么一个声明，说我有很多新闻方面的经验，但这些经验又不是在纽约时报工作获得的，说我思想独立，又有报道和写作的经历。


记者：但这些是他的话，你自己是怎么想的，你觉得你是不是很合标准？


欧克伦：当然你必须会写东西，还要有观点，如果你知道怎么样报导，这些观点便有了支撑点。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条件就是，我不是想说自己好话，是你问来的，我不得不回答，独立思想的能力。不是批判式的或者让人害怕，也不是为了需要说正面的话，而是思维清晰，思想独立，可能还有的就是，无所畏惧。

记者：纽约时报聚集了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聪明最出色的记者编辑，你这个位置象是天天和他们在较量，你接受之

前，是不是犹豫过？


欧克伦：我一开始有点勉强。有这么几个原因，我当时正享受自己的生活，很舒服惬意。我2001年提早从时代杂志退休，刚刚出版了一本书，正想着写另一本，我们的孩子也长大成人了，我们住在度假的房子里。我真的不想再有一个什么所谓的工作，况且是这样明明知道会令人紧张伤神的工作。这倒不是因为纽约时报的记者编辑多么厉害，我害怕对付他们，而是他们许多人都不会愿意受到批评，他们会一触即发，我知道这活儿不好干。但有两个原因促使我接受了，一是这个工作只有18个月，我很快可以回到我原先享受的生活中去。我一开始就声明不会续约，这样就不会有人说，我为了讨碗饭吃就怎么样；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毕竟是纽约时报，可能是英文世界里，甚至全世界最棒的新闻机构，它第一次有了公共编辑这个职位。做为第一个来做的人，这不仅仅是个荣耀，而且你承担了一份责任，拥有了一个机会，可以对新闻有影响力。


有过一场谈判？


欧克伦：他们想让我做两年，我只想做一年，最后双方妥协达成18个月。第一次我们谈话就非常清楚，我拥有绝对的自由，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写多长都可以。但后来我更喜欢有定期的一个栏目，每两周出现一次，而不是随意性的，有什么事要谈了，非得有个好的或者不好的缘由，就谈一谈。我们当然还是谈出了一些细节，但不象是场谈判，争论后达到目的，其实是很和睦的。我们的确谈到了一些事情，比如出版人舒兹博格(Arthur Sulzberger)就说，你是不是会建议我开除某个人？我回答他说，这不是我的工作，我会说这个人是不是做好了自己的工作，但解雇什么人是你的工作。所以说我们不是谈判，而是在一起描述我的工作内容。


令人不舒服的事情总发生


记者：在纽约时报，你遇到过明目张胆的敌对和怨恨。很多问题上，你和记者编辑有过一些很红火的争论，你还记得吗，你当时在纽约时报大楼走着的感觉？


欧克伦：当然，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头6个月的时候，我和纽约时报的记者编辑之间，有一些非常令人不舒服的事情发生，他们或者不喜欢我，或者不喜欢我做的事情，或者就是根本不喜欢这样一个职位的出现。有次我在问问题的时候，有个女记者对我说，我反对你这个工作，这只会对我们的报纸不利，会伤害我们，不会帮助我们。我说，你发泄抱怨的对象好像不对，这工作不是我发明的。她说，但是你接受了这份工作。我想，我被指责应该怀有内疚感，就是因为我同意做了这份工作。当时有不少相当困难的时刻，比如人们也怀疑过我是否够格等等。有一次有人对我的道德水准提出挑战，令我非常头痛，我甚至想辞职。那人指责我当初接受工作的时候，隐瞒了和纽约时报有潜在的利益冲突的事情，事实上，出版人和总编在雇用我的时候，我已经自己交代过了，只不过他们没必要告诉每个人我生活中的所有细节。这事很让我难过，但已经过去了。凯勒对那个抱怨我的人说，有关我

自己正在做的其他一些事情，我其实是很诚实的。就是在纽约时报的最后一周，我快走的时候，我和专栏作家克拉格曼(Paul Krugmann)还有一斗，他对我的最后一篇专栏非常恼火。


记者：是不是那篇“13件事”？


欧克伦：对，13件事，我谈到了4个人，但他是公开表示不满的，而且希望公开争论。其他3个人，我们来来去去了一番，最终摆平了。我和克拉格曼争得挺热烈，但没什么意思。有人管它叫引用数字之战，本来是个技术问题。这些争论都在网上公开了，他有很多支持者，我被这些人批判，当然也被他的敌人表扬。


记者：你和时报报导商业的部门也吵过一架？


欧克伦：那是我给读者写的EMAIL，同时传给了他们，我刚刚接手这份工作，大概也就6个星期。他们说，你怎么能这样说话，怎么能这样批判我们，你可能会让这个记者丢饭碗的等等，反正说了很多，都是废话。其实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不习惯有这么个人在时报存在。我和该部门的35个人开了个会，其中只有3个人是支持我的，其中一个是老朋友，其他两人认为我做得没错。这个会也不是专门针对我的，而是因为我刚刚到任，和每一个部门轮流会面，这样我可以认识他们，他们也可以认识我，正好报导商业的编辑部门会议是在我发了邮件之后几天发生的，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参加的人很多的原因。


和总编凯勒的关系


记者：你刚刚谈到你曾经想辞职，为什么？你最后不是也没辞吗？


欧克伦：经历了很多，但我想辞职的唯一的一次，就是有人指责我隐瞒和纽约时报有利益冲突的事情。在那样一个时刻，没有什么比维护我的人格完整更有价值的了。在媒体里，如果我处于一个位置，是评论新闻道德标准的，那么如果我被指责没有道德或者不直截了当，我认为，没有什么比这个更激烈的指责了，这是很强烈的侮辱。我想我为什么还要在这里工作，我没有必要承受这些。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其实有比较大的权力，我在任何时候辞职，对纽约时报来说，都难堪，很难堪。我最后决定留下来，因为我和纽约时报之间有契约，答应要做18个月，我相信我做的这个工作，我也知道在这件事上我是对的。我周一去上班的时候，已经心情平静了。


记者：你和总编凯勒的关系怎么样？

欧克伦：他和他妻子明天来我家和我和我太太吃晚饭，我们挺友好的。我和他有过一次，应该说是三次比较大的争论。我们关系很近，我喜欢他，我认为他也喜欢我。其中一次争论是因为一个高级编辑负责的稿子引起的，他喜欢那个编辑，但我和那个编辑相处不是很好，我挑战那篇稿子，那编辑当然就反击，凯勒认为我是不对的，他劝我休假，我休了假，这事还被华尔街日报报导出来了，但最后我们彼此感情没有受到什么影响。2004年12月，纽约时报改造了艺术版块，我用EMAIL采访同样一位编辑，后来变得很私人化和有敌对情绪，我写了专栏，对纽约时报提出批评，凯勒说我是用这个栏目报复那个编辑，说我这样做是不公平的，说我是想以这种方式摆平私了。我们双方的言词都挺激烈，但这几次争论都没有对我们的关系造成永久伤害，从我离开纽约时报到现在，我还没有见过凯勒。


记者：你觉得凯勒这人怎么样？他在处理问题上，是不是游刃有余的那种管理者？


欧克伦：是很好。你知道，一开始，他在电视节目上公开批评我，一些喜欢纽约时报或者不喜欢的人，还有我的一些支持者们就有意见了，他们说，他怎么就敢这样暗中拆台。我说，他可以和我有不同意见，只要我在纽约时报的版面上有一块地方，有我说话的自由，他也可以说他想说的，这没有什么。我工作的早期，当我在批评纽约时报的人或者他们的工作的时候，他们会这样反应：糟了，这下我麻烦大了。凯勒却形成了一种习惯，就是当某人遭到我批评的时候，他会说：“我不关心欧克伦在说什么，”然后给这人一个拥抱说：“我认为你很棒！”他也说：“这些不会进入你的人事档案，欧克伦说的并不代表这个报纸的管理层怎么想的。”我认为这就非常合适。他还告诉纽约时报的人说，如果你们不想回答欧克伦的问题，就可以不回答。当真有人不回答我的问题的时候，我就在栏目中说明，他们拒绝回答我的问题。但我认为，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拒绝回答我的问题的时候，他应该

说，你们文明地对待这些问题就是了。


我建立了一个标准


记者：你说过，你对纽约时报最大的贡献就是，接替你的人将知道在这样一个位置上该怎么做。还有没有其他贡献？


欧克伦：我认为我建立了这样一个标准，是独立的。这个职位将在纽约时报继续存在，我的继承人，继承人的继承人将可以不受任何干扰地做这个工作，因为我将这事做起来了。另外一个我值得骄傲的贡献就是，我提出媒体中的一些问题，记者们都知道，但不会经常想这些问题。所以周一我的专栏出来的时候，有人告诉我，人们开始争论我专栏提出的问题，有人就说，欧克伦简直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是个白痴，等等。但这对我来说没关系，至少他们在意这些问题，在讨论它们。如果我写了一个专栏，是关于引用“不愿透露姓名”的报导，人们就会讨论今后如何引用这样的消息来源，只要人们在想我提出的这些重要问题，我就认为我的工作做得好。




记者：这个职位在纽约时报到底地位是怎样的？很显然你不是管理层的一员，但你又有点指手划脚的，特别是对那些记者和编辑的工作。我们都知道你代表读者，但你在纽约时报的日子里，你的感觉是怎么样的，纽约时报是不是非常重视这个职位，他们是不是严肃地认为，这样一个职位对纽约时报有帮助，时报想真正地改变，还是只是做做戏？


欧克伦：有1200人在纽约时报的新闻部门工作，对这个职位他们可能有几百种不同意见。我认为，纽约时报的管理层认识到这个职位的价值，有显示一下的原因，也有一部分原因是，我们要让世界知道，我们不是固执己见，不可以接受评判，我们可以接受批判，而且在自己报纸的版面上接受批判，还有就是我提到的，这样一来，在新闻界，我们可以经常思考一些司空见惯的问题。因为我絮絮叨叨，纽约时报的一些政策改变了，也有的建议我提出了，他们认为我说的不对，没有改正。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总的看起来，我也是实话实说，我所做的一切也不是对纽约时报都好的。有两个负面的事情，我的一些评判观点会被时报的敌人所利用，曾经就有人利用我的批评，达到他们的目的，而这个目的不是我想达到的。有时因为我用词直率，可能让纽约时报看起来比较丑陋，这就很令人遗憾。我知道这样的事情会发生，我感到遗憾。凯勒也很遗憾，他说，他不是不同意我所谈的内容，而是对我的用词有不同意见。还有一个危险因素，常务总编阿博曼森(Jill Abramson )对这个问题表达得很多，就是可能会有记者因为害怕被我批评，而在处理新闻时变得不那么积极，他们会说，如果我们这样写了，欧克伦会怎么说等等。我知道，曾经有记者编辑在讨论问题时这样说过，很多这样的情况下，这效果是不好的，但也有好的时候。

不是米勒一个人应负责

记者：有不少记者在做新闻的时候，是很激进的。你是怎么看的，比如米勒(Judith Miller)。


欧克伦：我认为她的一些报导，在美国进入伊拉克以前的那些，是不好的新闻。但我强调，我不是说原谅她在这个事件中的角色，而是报纸是编辑控制的，不是记者控制的，编辑们通过了这个稿子，而且上了头版，下了很惹目的标题。这个机构应该为此负责，而不是米勒一个人。人们将她恶魔化是很容易的，她就是那个人，等等，她不是，因为有很多人涉及其中。记者：你的专栏所涉及的话题比较大一些，其他报纸的公共编辑比较注意一个领域中的某方面问题，是不是这样？


欧克伦：是的。当他们给我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就说，我不想写和其他公共编辑一样的话题，我对一些广泛的新闻话题感兴趣，我想去碰一些我经常想的新闻问题。在我的第四期专栏中，我说了一些事情，有个责任编辑非常气愤，令人难以置信，当时有个会议在头版会议室召开，几乎所有时报的高级编辑都参加了，当然还有我。有个女性编辑说，你为什么写这些，这不是我们报纸的问题，这不是你应该写这个专栏的方法，我说，但这是我应该写这个专栏的方法，我当初和管理层就是这样谈的，“是不是，比尔？”当时凯勒坐在我旁边，他勉强地说，是。


当老板非常生气时


记者：纽约时报的发行人和你谈过你的专栏吗？特别是你在写专栏之前？


欧克伦：从来没有过，没有。18个月中，我有时采访他，关于时报的一些政策什么的。有三四次，他给我写过一些表扬信，说很高兴我能写出某些事情，我的观点很好等等。有一次，他非常生气地给我打电话，对我在采访中谈的一个事情表示不满，他不是说我不应该这样说，而是说，嘿，你陈述的事实错了，为什么你事先不和谁谁谁确认一下呢？我谈了我的理由，他便说，原来是这样。除此以外，我和他之间从来没有过什么问题。


记者：你怎么将这些专栏文章上交呢，从你写好到出版，这个过程是怎样的？


欧克伦：没有编辑动我的文章，我也没有发行人。有些公共编辑的专栏有编辑，但我没有，我写好以后给一个校对编辑，然后就印刷见报了，没有任何别的人在此之前知道我写的什么。负责文字标准的编辑思格(Al Siegal)可以读到我的专栏，但那是在文章无法做任何改动之后。有一次，他在我的文章中发现一个事实性的错误，他告诉了校对编辑，那编辑给我打电话，我心想，啊，我不知道，思格居然可以读我的专栏，我还以为没有人在出版前可以读到我的专栏。后来周一他见到我的时候说，我一直可以读到你的专栏，我只不过什么都不说，因为你可以写你想写的任何问题。他人很不错，我很喜欢他。有时我也让凯勒知道我在下一期的专栏中要说什么，比如送给他一个邮件说，你可能想知道，我下一期专栏要写什么样的问题等等。这样他可以支持一下被我批判的人。我很高兴我坚持下来了

记者：现在回想起来，如果你事先知道这个工作难以承受的地方，你还会接受这个职位吗？


欧克伦：我想我还会吧。我有些时候非常不高兴，只想着任期赶快结束。但我很高兴我坚持下来了，对我个人来说是好事，对我的事业发展好，过程还非常有趣，我从来没有象做这个工作期间这么专着过，这么投入，我总想着工作中的事情。我知道会有困难，会有敌对情绪。有个在华盛顿邮报工作的公共编辑说，她在那里3年，最后和她谈话的只有大楼的电梯工，因为她树敌太多了。你知道，这气氛不好受，你在楼里进进出出，没有人和你打招呼。我知道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就象你去看牙医，你知道会痛，但还是会过去，你再也想不起那种痛苦。你看我今天不是很好吗。


记者：你在时报待了18个月，处于一个可以全面了解报纸运作的位置，你现在对时报怎样看？


欧克伦：我应该说我真的是尊敬纽约时报，这个机构，它的工作，和时报的人，那里有些人我觉得并不怎么样，有些人在道德方面有问题，有些人很道貌岸然，但是很讨厌，总的来讲，我比从前给予时报更高的评价。


记者：你的工作中，比较难以驾驭的是哪个方面？


欧克伦：我不知道是否可以找到我认为最难的方面。我想简单地说，就是文字的份量。在我的事业中，我从来没有写过什么，可以对别人的生活造成后果，我写的可能影响别人的事业，或者读者如何看，同事如何想。我有这么一件很有威力的武器，我工作的一部份就是如何负责任地使用这件武器。我可以在专栏中说任何我想说的事情。有的人我本来可以更激烈地批评，我退后一步，没有这样做，因为这武器太强大，使用起来必须谨慎。


记者：时报是否对你在专栏中提出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改正或者改革？


欧克伦：不是我提出的大部份问题，而是几个问题，比如纠正错误的栏目，和专栏作家是否也应该纠正错误，消

息来源如何使用，有些他们也不同意我。


面对新环境的经济压力


记者：你在那里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时报面对新环境的经济压力？


欧克伦：只有在他们试图降低成本的时候，我走了以后，他们还在进一步降低成本。难就难在，比起5年前，他们让更少的人做更多的事情，因为网路，因为国际先驱论坛报，因为增添了新的版块，所以本来10个人在做一份工作，现在变成了8个人做两份工。

记者：所以有了更多的自由撰稿人。

欧克伦：对了。这就是一个例子，我在专栏中提到过，那篇文章让很多给时报供稿的自由撰稿人生气，其实我一辈子中大部份时间都在做自由撰稿人。比如做为给很多其他媒体也写稿的我来说，或许文章的质量就没有时报自己的一些记者水平高，就没有办法比时报自己的记者更了解时报这个机构的需求，我今天给这家报纸写，明天给那家杂志投稿，我怎么可能对时报的习惯和做法如此深入地吸收呢，这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自由撰稿人的稿酬比时报全职记者低，一般来说，你拿多少钱，就干多少事。


记者：你批判了时报的一些专栏作家，你好像不怎么喜欢他们，认为他们的工作没有达到时报的标准，是吗？


欧克伦：就象读者一样，我也是喜欢一些专栏，反感另一些专栏。这些不是我所关心的，专栏作家的观点是什么，他是否是一个好的写手。但我的工作让我关心一些事情，比如这个专栏是否公正。我认为克莱格曼的专栏就不够公正；在我18个月的任期中，我还没有找到任何可以批评克里思朵夫(Nicholas D. Kristof)的，我认为他的工作是完美无瑕的，虽然我经常不同意他的观点，我有时发现他写的东西有点不切题。专栏作家之所以被雇用是因为他们的观点，但克里思朵夫的写法特别精致。我在最后一个专栏中，批评了杜德(Maureen Dowd)，她引用了一个未经查证的事实，后来她做了解释，但我觉得不能原谅，你应该知道，你应该查证，如果我犯了错误，我就承认。我是否喜欢她的专栏？不太喜欢，太多的重复。


记者：你在纽约时报的时候好像已经成了公众人物。你对表达自己的观点特别在意，比如做演讲，接受采访等等。


欧克伦：我其实在自己的生活中非常私人化。但我非常在意我这个工作的头衔，就是公共编辑，我觉得，我不仅是代表公众讲话，而且是对公众讲话。我做了很多演讲，接受了很多采访，在电视上露面，因为这些都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就是评论时报的工作，有时是正面的，有时是负面的。如果有人打电话给我，说我想采访你，而我不想接受采访，好像有点违反了公开言论的原则。


怎么从来没有人问过我


记者：你曾经提到，你做了公共编辑以后，对宪法第一修正案有了新的认识，是些什么认识？


欧克伦：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怎么从来没有人问过我，我很高兴你提起来。在我的第一个专栏中，我说我是宪法第一修正案和自由贸易的绝对相信者。我自己的职业生涯中，我也是拥护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但我后来发现，对什么事情绝对化是非常危险的。我在想米勒这件事的时候，我在问自己，我是否认为，在任何情况下，记者都应该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我认为不是。我不再相信这个，因为我不得不认真地想这个问题，我在最后一个专栏中也提到，在这个国家的记者们，已经太容易说：“宪法第一修正案，”这样就可以免除被批评，或者承担责任。我很高兴这个国家的诽谤法比较松散，我认为可以更严厉一些。我看到报纸如果出错，可以伤害到某个人，真的伤害这个人。保持平衡很不容易。我认为时报在米勒这个问题上的反应太直接，没有经过仔细的思考。


记者：你曾经提到新闻界的坏习惯，你觉得美国新闻界最坏的习惯是什么呢？


欧克伦：最坏的习惯就是要独家，要打倒对手报纸，我们应该争第一，将这个消息报导出去，但你可能并没有准备好。如果你回过头看美国新闻历史，近期的或者再远一点的，几乎所有的丑闻都是因为争强好胜，赶时间做第一个将新闻报导出去的报纸。


记者：我们处于这样一个时代，网路，博客，聊天室，论坛，很多新的媒体形态产生，你觉得传统的媒体运作方式还会继续下去吗？


欧克伦：我认为博客有它的影响，不是所有都好，也不是所有都坏。但我相信总是会存在一种渴望，就是对以事实为依据的新闻和观点的渴望。虽然赶新闻的时间表会因为有线电视24小时的不断供给而改变，但找到新闻，找到信息，将它们整合起来，这些做法都会继续。


记者：即便在新媒体层出不穷的时代，媒体也总有一个标准吧？


欧克伦：那就是真相。在一些时候，真实也是复杂的，在一些地方，事实就是事实，事实是如何表现出来的，如何在复杂的事实面前表现出来的。这种对事实真相和真实的追求是新闻的根本。这就是为什么专栏作家可以有不同的观点，但是他们也必须使用事实，和对手一样地用事实说话。


记者：谢谢你。


欧克伦：很好，我觉得很有意思。我现在已经很少接受访问了。

记者：那我很高兴你接受了我的采访。